论文我国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价值取向、特征和趋势，本文是组织结构论文范文素材跟价值取向和组织结构和研究型有关论文例文.
摘 要：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价值取向、特征与趋势的分析应建立在对我国大学组织结构变革历史脉络的充分剖析之上.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具有以政治本位、经济本位和知识本位为价值取向的基本属性；变革中的一致性和保守性特征直接导致了作为“超稳定”系统的大学组织的生成.总体来看,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变革的趋势呈现由保守到开放、由被动到主动、由简单到复杂的样态.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8）12-0047-06
一、我国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历史脉络简析
“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的是,以中国、俄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在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主要采取了突变的发展模式”［1］,所以在进行我国近现代大学组织结构研究时,要以清朝末年为起始点.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以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代表,大学的组织结构模式为“校、系”两级模式.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大学组织结构向“校、院、系”的组织结构模式进行转变.教会大学一般是由西方人士建立和主持运行的,其组织结构采取纯欧美大学的组织结构模式,在组织结构设置和管理机构配比上,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内高校整体分布不合理,专业设置和组织结构不合理,领导体制和学校性质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为此,于1952 年开始对国内大学进行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借鉴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和办学模式,合理规划、拆分和整合国内的高等教育资源,对重点院校进行内部组织结构和专业设置的改造.院系调整首先是校内的院系改革,在1952 年之前,以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一部分重点大学,普遍采用的是“校、院、系（所）”的组织结构层级模式.院系调整以后,国内大部分高校取消了院这一层级的设置,改组成为“校、系、专业教研室”的组织结构层级模式.其次是院系调整的校际模式,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为例,大学组织内部包括工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在内的部分学院被剥离,与其他相关院校相关学院合并为专门学院.教会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采取收编和停办的方式并入公立大学,直到院系调整结束,这一类别的大学被完全取消办学资格.1956年,在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后,国内高等教育进入“教育大革命”和全面调整时期.直到1961 年“高教60 条”出台,才再一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明确系是按照专业性质设置的教学行政组织,教学研究室是按照一门或者几门课程设置的教学组织.“期间”,国内高等院校仍然实行“校、系”两级模式,但是在领导权上,原来的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制度变革成为“革命委员会”负责制,在人员构成上,形成“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局面,整个大学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1978 年出台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把高校之前的“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开始对大学的组织结构管理进行深化改革.“”结束之后,国内高校普遍沿袭之前的“校、院、系”和“校、系”管理层级模式,并以“校、系”两级管理层级为主.20 世纪80 年代中期,部分学校进行管理层级的改革,将学科性质相近的系合并成学院,但这一时期的学院在大学中仍然是“虚体”,合并之后,依然是系直接对校长负责.但是经过不断地改革和试点,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一部分学校建设成为多科性综合大学之后,院系并存,此时的学院掌握部分实权.20 世纪90 年始,国内高校进行了“第二次院校调整”,1952 年院系调整的主旋律是“拆分”,但这一次的院校调整总体趋向于合并,按照欧美高校模式进行院校合并,以建设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第二次院校调整以追求建设综合性大学为目标,通过区域内部不同办学定位的大学之间的整体合并,提升大学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地位.在外部不断地进行院校合并和内部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之后,目前在我国部属高校中,形成院系并存、仅有学院、仅有学系和“学校、学部、学院”的多种管理层级模式.
二、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价值取向
（一）变革的政治本位取向
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趋向是以政治本位为主导.在政治本位主导下的组织结构变革中,要求大学要实现政治的基本诉求和提供政治发展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要实现人力资本的供给,需对大学组织中的人进行思想改造和对组织结构进行优化.实现知识资本的供给,需要通过知识选择和学科专业整编来实现.以政治为本位为主导,大学组织结构变革不可避免地会毁坏大学组织的基础生态,不仅大学组织会在结构上发生位移,而且人才的知识水平和整体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整治对象的运动,都从根本上消解着大学之魂.经过20 世纪50 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照搬苏联模式的‘大学院系调整’,以及‘反’、‘大跃进’等运动,完全政治化了的中国大学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处于失魂状态了.”［2］大学组织结构改革的政治本位取向,突出体现在政治对于高校行政领导的赋权.例如在1985 年,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大学要“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但在1989年之后,出台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规定大学要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取消部分大学对于“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工作.之后通过1996 年组织部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及1998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强化高校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大学组织领导体制.但是,在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条却规定“学校的教学及其他行政管理,由校长负责”.高等教育法作为下位法,与教育法之规定存在相悖的地方.从大学组织的功用性来讲,有学者认为,“大学应当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为国家和社会服务”［3］.但是在政治本位之下,大学里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许多大学早已成了‘养成资格之所’,学位、职称成了不少师生唯一追求、奋斗的目标”［4］.虽然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的改革一直存在以政治本位为主导的特征,但是还是可以看见很多学者对于回归本真性的大学理念所做的努力.
（二）变革的经济本位取向
大学组织结构变革以经济为本位,就是要以淡化纯粹的学术、树立实用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也导致了吴树青之困：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
经济性对于知识来说本是一个中性概念,即知识本身并不产生经济效益,而是取决于使用知识的人.适度地使用知识来改造物质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是无可厚非的,但倘若一味地追求知识的经济价值,那不仅破坏了知识使用者的形象,也降低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研究型大学一方面要生产知识与传播知识,另一方面也要使用知识和塑造使用知识的人,而大学组织对于功利的追求必然会破坏大学的本真.
从大学组织外部来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以经济为本位,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对大学组织的裹挟,而政府对于大学组织的资源供给也加剧了大学组织的功利趋向.政府财政对于高校的教育投入是根据在校生人数作为拨款指标,这一规定势必会促使大学组织为争取更多财政投入,无序扩大招生规模,追求大而全的办学层次与办学目标,进而严重影响教育与办学质量.高等教育的发展,应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公平地接受教育,得到全面的、持续的发展,大学组织结构变革要革除一边倒的经济本位发展态势,就必然要回归到人本的教育理念上来.
（三）变革的知识本位取向
研究型大学是以学术为业的组织,其基本面向就是对人和知识的敬畏.因为知识具有中性特征,所以研究型大学对知识的选择是建基在知识的大而全与专而精相结合的理念之上的.国家主义本质上是国家利益至上,在这种视角下,国家对于研究型大学的期望是大学可以生产、创造与转化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国家在实现对大学组织的介入之后,必然也要转变大学组织对于知识选择的标准和剥夺其一部分选择的权力.研究型大学的课题来源、经费支持、课题审核等,都直接受到行政权力制约.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必须要在知识选择上与国家利益相契合,这是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根源之一.
三、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特征
（一）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一致性
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变革时间一致、变革方式统一、变革目标雷同.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时间、方式和目标一致,根本来说都是迎合政治命令的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治导向是大学发展的第一导向,响应政治号召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在1952 年院校调整期间,我国大学数量仅一年就从211 所变成了183 所.大学组织结构中的学术组织结构生态被完全撕裂,行政组织结构“大瘦身”.虽然此时的大学不再“大”,但是却变得越来越“专”.在“”期间,大学要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在“五七指示”之下,各大学的组织目标都是要培养“能文能武、能工能农,还特别要能批判资产阶级”的人.大学通过彻底破坏“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变革方式,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并且裁撤大学的教研室,实行“校、系”两个层级的领导.在拨乱反正之后,各个大学又纷纷改革或恢复自己的组织结构加快院校重建工作.
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一致性同样也发生在“211 工程”和“985 工程”计划出台以及高校扩招政策出台之时.2015 年10 月24 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双一流”建设正式拉开序幕.一流大学,当然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生源和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强大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5］国内众多研究型大学跃跃欲试,从高校所在地方政府发布的“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来看,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双一流”背景下,提出的口号和建设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地方政府对“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支持倾斜度不断加大,财政投资不断增加.
（二）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中的保守性
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所具有的保守性主要是体现在校内行政权力的保守性（全能型领导）、大学已经变成“主义的大学”［6］和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传统在于保守主义三方面.
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定不明、定位不清,行政权力泛华,学术权力淡化,甚至出现学术管理的行政化倾向.［7］行政权力作为大学组织的上位者,在掌握实权之后,其具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潜意识和自觉行为.大学组织中的行政领导,成为全能型领导,管理上大事小事和学术上课题项目分配与审核实行“一把抓”,行政领导变成大学组织中的“有闲阶级”［8］.既得利益群体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推崇者,不管是全能型领导还是依附于全能型领导的一般行政人员,改革与进步被他们视作折损其既得利益的冒险行为.
作为“主义的大学”,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就变成维护“主义”和维护权力的基本载体,任何一次变革都是要在“主义”和权力的许可之下进行,并以不破坏其利益为最低标准.在“主义的大学”内部,学术与管理事务的开展是计划性实施的过程,计划的制定者就是大学组织内部的保守主义者,变革计划制定之初就从思想上扼住了大学理念中的独立、自由、批判、包容等特质.由于大学组织缺少应有的思想特质和制度本身存在保守性,所以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很难说是进步的,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唯一的“进步性”表现为它对“主义”的虔诚.
除却大学组织内部行政权力和介入大学组织的政治保守性,大学组织自身也具有保守主义的性格.保守主义不管是在西方语境或是在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之中,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也不具备汉语常识中“落后、反动”［9］的意思.大学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来自大学内部知识群体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如张炜所言,“保守主义者必须是质朴、纯洁具有稳定情感与深邃思想的勇士,为捍卫真理和观念的尊严而与时代的投机精神作坚决的斗争”.保守主义之所以被认定为保守主义,是因为人们对它评判的立场与之相对,保守主义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激进主义.在“主义的大学”的组织内部,抗拒大学组织依照行政领导为维护自身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其实就是在践行大学组织内部保守主义群体的信仰,捍卫自己的群体荣誉和群体尊严.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虽然在组织形式上与欧美国家相似,但对于组织功能所要求的知识传播立场中的保守主义,并不是纯粹意义上大学组织本真的保守主义,而是夹杂着政治权力收编知识传播这一特征.
（三）作为“超稳定”系统的大学组织
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能够抵抗社会更替和纷纷战火,一方面源自大学组织的基本功能可以一贯而终,另一方面,大学组织结构可被认作是一种“超稳定”结构.
我们在宏观层次上考察社会结构时,可以把社会结构近似看作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组成的.［10］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由于君主专制、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所共同挟持,因此,也被看作是一种“超稳定系统”.我国现代大学组织内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于学术委员会成员大多具有行政职务,且在一般国内大学中,学术委员会处于“悬置状态”,所以直接导致行政权力在学校一切事务中的绝对话语权.
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所以会改变大学组织内部权力的生态,究其原因是外部政治权力不断介入,使得大学组织内部行政权力实现普遍的政治化,一般行政人员也在行政权力政治化过程中获得话语权,在大学组织结构内部形成“三角均势”［11］（见图1）.
当一般行政人员和行政领导变成利益共同体,学术群体要想打破大学组织内部权力的“超稳定系统”,就需要再重新寻找利益共同体以形成新的“三角均势”,或者有外部强力集团对大学组织内部的“超稳定系统”进行干预.但是,从1952 年院校改革到现在,学术群体并没有找到可以形成对抗行政权力的利益共同体,在权力与学术资源匮乏的现状中,只能寄希望于行政群体的意识形态进步,使行政领导者自觉退出与学术群体进行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的争夺.
四、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的趋势
（一）组织变革呈现由保守到开放的趋势
从20 世纪90 年始,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呈现出开放态势,集中表现在研究型大学间的院校合作和研究型大学与国外优秀大学间的合作办学两方面.
研究型大学间的院校合作最早出现在20 世纪90 年代北京和广州地区,对外经贸大学与北京化工大学等几所高校、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凭借地缘优势,通过签订院校互助协议,在教学、科研和后勤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研究型大学之间的院校合作,以其法人独立为前提,在不涉及隶属关系状态下,提高了办学质量和科研成果.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院校合作模式则更为正式,通过外部行政权力的引导,成立本科教学合作办学协作组,组内领导成员分别来自教育部和双方的核心管理层,由组内协商,统一制定教学合作方案,建立相关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工程训练基地,设置新兴和交叉学科,并在研究生教育和第二学位攻读等方面也进行深度合作.
1995 年1 月,国家教委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为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工作正规化、规范化和合法化提供依据.虽然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以中外合作*培训班的形式开始合作办学的尝试,但因为办学主体法人特殊性等问题,引起一些争议.在政府规范性文件出台以后,研究型大学与国外优秀大学间的合作办学规模和速度迅速提升.
截至2016 年6 月,经由各级主管部门审批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2413 个.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来说是一个突破口,政府作为掌握中外合作办学资源和行政审批权的主体,要充分给予办学主体自主权,做到“理念的国际化、项目的特色化、人才的一流化”.
（二）组织变革呈现由被动到主动的趋势
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结构有“超稳定”性,所以在学术群体难以找到形成“三角均势”的利益共同体时,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只能寄希望于组织自身通过行政命令式的方式,从上而下进行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在组织结构上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但是毕竟使学术群体获得更多的学术权力与学术资源,也被看作是组织向好的主动性变革.
为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浙江大学在2013 年宣布筹建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在2015 年“双一流”政策公布之后,正式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现在,浙江大学已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和帝国理工大学以及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诺特丹大学（圣母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等世界名校和科研机构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人才培养和科研等方面的合作协议.浙江大学正在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上积极探索,具体体现在治理结构、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从根本上实现助推教育改革、丰富与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内涵的目标.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办学模式创新、组织结构创新、组织体制改革和人才培养升级等方面的大胆尝试,对于提高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一批国内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水平和世界知名度,加快大学内部科研成果的共享程度与技术转化的速度,都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组织变革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的趋势
当下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与改革开放之前的单一行政命令式主导的改革相比,变革的形式多样,更具有主动性.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变革在新时期由多重因素主导,组织结构规模不断扩大,组织结构中权力配置日益复杂.·克尔认为,巨型大学“就是用一个共同的校名、共同的校务委员会和有关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共同体及活动”［12］.我国研究型大学多为综合性“巨型集合型大学”［13］,行政人员与教师群体庞大,在校生人数众多,校区较多.对“985 工程”高校校区数量统计发现,39 所高校校区（含筹）达到140 个,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校区超过6 个.
“结构问题是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是向结构要效益思想的主要体现,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实施高等教育在优化中增长的重要途径.”［14］我国研究型大学在组织结构设置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复杂性特征,为保证学术发展,提高行政效率和教育质量,巨型大学必须要优化自身内部组织结构,但难以再用简单行政命令式的改革方式一贯而终,必须要在变革过程中贯彻“找准思路,优化办法,多方协同,共同创新”的方针.
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组织结构科层化趋势严重、师生比较小、“大学的市场化”与“市场化的大学”三方面.多校区大学针对组织结构科层化普遍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加快大学组织内部分权事业部制改革,以期实现“集中决策、分权管理”,主要采取的方式就是“校、院二级管理体制”.分权事业部制在主抓高校重大决策的同时,将一般的学术性事务和行政事务决策权与执行权下放到二级学院,并配比相关的学术资源和财政投入,使得二级学院拥有更多的学术权力和财务自由.二级学院要与校一级领导机构之间形成一定张力,通过院系领导和教师团体的共同协作,实现大学组织内部活动的有序进行.
五、结论
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全部为公立院校,以致大学组织结构在变革过程中受非主动因素影响分外明显,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即对非主动因素的妥协与让渡,并将这种妥协作为院校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动力来源,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结构变革过程中所彰显的特征并非意外,并且组织结构变革过程中的一致性、保守性和超稳定性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向.当然,“即使办大学教育的人想用大学来培养和灌输某种思想或信仰,一旦大学办起来了,教学的结果却有可能完全相反”［15］,所以大学内生的意识与力量帮助大学组织结构变革开始转向开放、主动与复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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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治中；责任校对：赵晓梅）
归纳上述,上文是关于对写作价值取向和组织结构和研究型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组织结构本科毕业论文组织结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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