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基于教育视角的公平正义和贫富差距问题，本文是公平正义相关毕业论文范文和贫富差距和公平正义和教育视角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摘 要］贫富差距扩大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它直接关系到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推进与和谐社会的长远构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从教育视角切入,努力寻求实现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的现实路径,即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科学构建关涉多维利益主体的宏观教育调控体系.
［关键词］公平正义;贫富差距;教育资源;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G4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2-0018-04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2.004
关于贫富差距原因的讨论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速度,即生产力发展问题.二是分配体制完善,即公平正义问题.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或者说在处理贫富差距时应当如何处理好经济基础与公平正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学者认为公平正义在生产力不够发达与物资相对匮乏、人的精神水平不够高的条件下更容易显形,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基于休谟的分配正义原则.也有学者认为即使生产力较发达,贫富差距也会不断拉大,这种观点以美国贫富两极分化为现实案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中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从理论角度论证关于解决方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一、“公平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应把着力点放在发展经济上,只有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才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把着力点放在完善分配体制上,只要分配公平了就能解决贫富差距.针对这两种观点,我们应当首先厘清问题的理论语境：提出这两种观点的逻辑前提是什么？这两种观点对立的实质是什么？如何才能消解这两种观点的矛盾之结？
（一）基本国情是讨论公平正义问题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用“萨多瓦的教师”的神话人物证明：所有人平等追求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也是由各阶段的社会存在现实决定的,不可能绝对完备地刚好足以满足所有人追求幸福的需要.“平等权利在口头上被承认,……追求幸福的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2］总之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
基于此,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消除贫富差距问题上两种对立观点的逻辑前提是什么？——是生产力的不发达,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制度不完善.党的十八大报告曾明确地指出“三个没有变”：一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三是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三个没有变”是当前我国任何一项问题及其改革的“最大的实际”.无论是经济新常态发展、政治改革、社会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等都不能脱离这个“最大的实际”,我国当前最根本的任务还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综上所述,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的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应当作为唯一的重心,因为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这块“经济蛋糕”的分配基数以及分配方式.
（二）生产与消费是讨论公平正义问题的起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批判国民经济学家“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的错误行为,明确指出了“生产与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而言,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而言,参与生产的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3］”.总之一句话,生产先于分配,安排并决定着分配,而分配制约并反作用于生产.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指出：平等权力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正义！因为“平等的权利总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4］.基于这种平等权力的分配制度,并不承认每个人的任何差别,它仅仅是把人看作一种自然的劳动力,把劳动作为唯一的贡献尺度,忽略人在个体需求、劳动机能、社会环境上的差别等,因而这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正义.资本社会中追求的分配平等,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式的平等”,它无法考虑到真正的、自由的与全面的人性,不承认每个人在劳动的起点上就是不同的,如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残疾,有人生而富有等.而只有在“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马克思得出了更为重要的结论：并不是分配方式决定公平正义,而是生产方式决定公平正义：“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可以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6］因此,认为只要分配好了,社会就能实现公平与正义,不过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治标不治本的想法.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关于消除贫富差距问题上两种观点对立的实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原则性关系问题.由于矛盾的多样性,基于经济发达与生产发展而引发贫富差距拉大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单靠分配方式调整绝不可能消除贫富差距与实现社会正义.因为当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在“本质上的不平等”、“评价标准的不确定”,例如公平分配的尺度是什么？是劳动吗？是个人需要吗？是社会环境吗？即使尽可能多地进行各种尺度的综合,那各种尺度的比例怎样确定才叫分配公平？按照马克思的论断,我们只有寄希望于共产主义这个终极性的历史阶段.而在实现这一阶段的过程中,能够着力保证的只有“方向的正确性”“生产的稳定性”“问题的可控性”.然而,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趋向完善分配制度对贫富差距问题的缓解功能、对生产促进与维护作用、对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二、以教育资源分配为例管窥公平正义
由上述理论探讨可知,彻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生产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分配制度的完善对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文明演进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分配体制的完善,是生产力发展方向、社会发展方向和文明前进方向的重要保障.通过收集整理教育资源分配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或可从中得出一定结论.
（一）教育资源结构性短缺
据统计显示,近两年来,中国城乡大学生的比例不断扩大,农村大学生占比不到20%.而在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占30%以上.此外,至2004年,仍约有10%的农村地区尚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此外,城乡中小学毕业生比例差距较大.2002年,与城市小学生几乎全部能升学相比,农村小学的升学率只有94.54%,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2.44个百分点［7］.由此可见,在教育问题上,我国当前存在着“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东西部区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等现象.“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社会底层中“鱼跃龙门”“寒门贵子”的例子虽然存在,但与“富二代”“官二代”等出生便占有更多教育资源优势的“原子式、偶然的个人”相比,付出的代价往往过于沉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除了表现为城乡差距与东西区域差距以外,还存在于不同民族及其聚居地之间.虽然国家对少数民族在就业与升学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帮扶政策,但均衡教育的理念仍然难于实现,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师资、经费与基础设施较落后；更重要的是,从现实来看还存在着民族文化观念差异问题,在追求均衡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忽视对民族特色文化教育传承的问题.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价值观,例如尊重与敬畏自然等传统生态*思想在现代教育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发展生产力与积极转变生产方式是基本前提.只有把蛋糕做大,才有更多分配的资源.
（二）生产与分配两种解决途径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回答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消解这两种观点的矛盾之结？到底是着力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发展”,还是着力于“分配公平”,才能解决与缩小贫富差距.在这里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将“着力于”定位为“主要以……为重心”,那么“把着力点放在发展经济上,只有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才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与“把着力点放在完善分配体制上,只要分配公平了,蛋糕分合理了,就能缩小贫富差距”,这两个观点本身其实也就并不矛盾了.这是因为,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位不可动摇.其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现实性上看是违背主次矛盾规律的,但将当前着力点放在完善分配体制上,并不影响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只有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经济长足发展、社会的长治久安,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才能得到有效处理,人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得以实现［8］.在教育领域,资源分配同样遵循这两个基本原则.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在经费、科研、基础设施等方面为教育实施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然与教育理念的改善、正义与公平意识的觉醒同步.因此,还需要国家从宏观调控的角度调整分配体制,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实现教育均衡.
三、教育公平与贫富差距的内在关系及其启示
诚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不可忽略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教育及其整个体系对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公平与贫富差距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基于这种关系处理好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难题.
（一）认清教育不公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真正的公平与正义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中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正是教育的本质诉求.因为教育是公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相对于使对象获得一种生存手段而言,教育的本质应该在于使教学主体享受一种发展权力.同样,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所达到的物质财富的极大积累,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对异化劳动的扬弃,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发展教育与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来说具有一致性,而差别仅仅在于,前者侧重于改变人类的思想文化水平,而后者侧重于改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教育不公与贫富差距如同一对孪生姐妹,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教育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富差距, 反过来教育不公又加剧了贫富差距”［9］.这表现在城乡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上,而教育的不公又反过来加剧了人力资源与经济利益的不均衡流动,甚至使得个人在劳动技能、身体素质甚至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长远来看,这不利于社会各阶层资源的合理流动.当代学者甚至将人道主义灾难与生态危机的出路寄托在教育改革上,建议实施一种改变整代人价值观念的教育理念改革,即反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状态,倡导追求共同体价值观.“教育的功能在于教给学生与所有生命共生共荣以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价值观,从而培育出一种尊重他者与敬畏自然的心境.”［10］因此,在重视经济的决定作用时,不可忽略文化与精神因素的作用.
（二）实施关涉多维利益主体的宏观调控
教育不公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分配改革的目的在于将这种矛盾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马克思认为,人诚然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个前提,即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这启示我们,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改革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应当首先转变实践主体的观念,树立正确与全面的权力观、正义观与自由观［11］.阿里耶·奈尔认为,“蓝色权力”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权力,具体而言是个人的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利,允许个人自由地追求自身日益,在这种保护少数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下,社会不可能向着最理想的形态发展.而“红色权力”则是保证每个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追求共同体的福利.工作权、休闲权、受教育权、健康权成为红色权利的中心,这种人权观将以新的视角思考一切人类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并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当代学者更支持 “绿色权力观”,强调不仅要关注人类正义,更要关注生态正义；不仅要关注当前利益,更要关注代际利益.这种思维无疑启示我们,在经济基础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教育公平与缩小贫富差距的要领在于关涉多维利益主体的国家宏观调控,也就是分配体制的调整应综合考虑被分配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角色,无论人民是作为劳动者,还是作为受教育者,还是作为生态系统的生命组成部分,都应当从法律与现实的层面获得公平的机会,这要求在具体的社会救助体系与利益平衡机制建设时,树立正确的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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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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