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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百名红军广西被害沉井,疑似遗骸83 年后被发现”的消息,引发了国内各界关注.年逾不惑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李法军和他带领的4 名研究生,组成了此次遗骸的鉴定专家团.他们须通过散落的、几乎已成碎片的遗骸,解读遗骸背后的身份信息和生前遭遇.
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
2017 年9 月13 日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李法军在手机上看到广西灌阳发现红军遗骸的新闻.仅仅2 天后,李法军就接到了中大人类学系系友、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珍的电话,邀请他去现场参与遗骸鉴定.
在电话里,李法军简要地了解了一些情况,如井下情况的相关数据,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为参照.此外,动身之前,他还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测量工具、手套,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另外,测量尺、外轮廓提取的工具、测量表和记录表等,装了一个拉杆箱.准备好这些,李法军带着他的4 名研究生前往广西鉴定遗骸.
到达现场后,李法军和他的团队对骨骸进行分类、修复,并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对骸骨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以及骨头上的创伤等情况进行判定.李法军介绍,通过骨头,复活一个人的生前故事.
对于此次打捞红军遗骸难点所在,李法军表示,之前考虑过骨骼埋藏环境的差异.以往他们参与考古发掘,骨骼一般是在墓葬中,个体的骨骼堆叠基本上比较规律.但考虑到当时,红军是被一个个推下去,所以,预判骨骼是散乱堆积的,因此,当时判断,本次鉴定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散落的遗骸还原到每一个的个体身上,这需要很长时间.
可实际打捞上来的骨骼保存情况不如预想的好.李法军说,去之前还不了解井底的情况,去了以后才知道,井下结构和水流结构很复杂.打捞上来的遗骸骨质本身比较差,因为浸泡时间长,因此破碎严重、颜色发黑,一个相对完整的都没有.
这次遗骸鉴定,最终花费的时间要比预想的多,其中最难的地方在于遗骸是散乱的.以往来说,墓葬出土的骨骼,大部分在同一个层位,很快能找对位置.但是本次打捞出来的很多是碎片,要分辨哪些是同一个体,这方面工作很难.
李法军还说：“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比如当地希望烈士打捞上来后,早日入土为安,出于这种原因,对遗骸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从本次鉴定工作的目的来看,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和还原生前遭遇,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达到了研究目的.”
“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从井内挖掘清理的情况看,遗骸相对集中于距井口深约10 米、与地下河口相对的洄水湾处,遗骸旁有打结的棕绳和石块,部分遗骸被棕绳裹住,说明生前曾被捆绑过.由于水流与沉积等作用,大多数遗骸均较为破碎,骨体变黑,并发生了碳化现象.
李法军团队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经体质人类学的综合分析,骨骼整体发育较弱,可确定遗骸在20 例以上,均为男性,年龄在15—25 岁之间,个体的身高在1.37—1.63 米之间,体重未超过55.67 公斤；骨骼整体发育较弱,个别烈士罹患龋齿和牙釉质发育不全等症状；一位烈士颅骨上有明显的外力创伤痕迹,是致命伤；骨骼与棕绳、坠石等遗物均有明确的埋藏学共出关系.
李法军表示,认定所打捞遗骸系83 年前遇害的红军,是综合骨骼自身诸多特征、党史研究、口述历史记录、当地居民历史记录等多方面信息作出的结论.根据现场遗骸分布情况、人体骨骼研究等,可以看出,这批红军生前营养不良,“在 生前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迫害,并且被残忍杀害”.
对于最终的遗骸数量是如何确认的这个问题,李法军介绍道：“在研究上,有一个概念叫骨骼‘最小个体数’.因为现场有很多散落的骨骼,可以进行分类.比如,我们发现左侧肱骨10 根,右侧8 根,那就说明,这堆骨骼至少来自8 个个体,综合起来就可以推断出一个数字.公布出来的遗骸数量是16 具以上,实际上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总体上来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骨骼保存的完整度.李法军介绍,骨头上能够保存很多信息.
比如种族特征,人类吃什么和怎么吃,都能通过对人骨的研究来.前者牵涉到食物来源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通过牙齿本身的磨耗水平和特点,加上对骨骼进行化学分析,复原出族群的食谱.
李法军还介绍了这项研究的原理,比如说,狩猎采集的人,与农业生产的人由于饮食等多个因素差异,在骨头上也会体现出差异性.以前我们做种族研究,是用尺子测,导致很多边缘特征被忽略,但是在引入人骨鉴定后,可以通过几何形态测量,鉴定的精确度和骨骼可传达的信息更加丰富.
研究一根一根人骨,李法军并不觉得枯燥,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因为人骨鉴定是考古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了解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过来的,在这片土地上不同区域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发展的.
“仪式感是时刻存在的”
李法军从小就对骨头感兴趣,小时候吃完鸡肉,他就有把鸡骨头摆好复原的习惯.后来也进行了很多训练,为的是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后来,他还去了白求恩医学院,跟医学生一起上解剖课.
李法军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全国哪里有墓葬和考古现场发现了人骨,他就想去哪进行研究.熟悉他的老师,从外地出差回来,带给他的礼物往往不是当地特产,而是一根人骨.在他工作的中山大学马丁堂三楼体质人类学实验室,有不少风干的人骨和人骨模型,还有塞满了大大小小盛放人骨标本的容器.
李法军说：“我在实验室,有时候可以待一整天不出来.一接触到人骨,整个人都能安静下来.
对于人骨,心里有敬畏,敬畏的东西你就不会去亵渎,也不会去.对待每一块小碎片,会尽最大努力进行复原,尽量去重建,因为这些碎片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人骨鉴定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李法军介绍道：有一门学科叫法医人类学,就是通过人骨等的研究,很精确地判定尸体性别和龄.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个头颅,重建一个完整的“人”出来,包括身高、体重和身形等特征,为机关寻找尸源提供支持.另外还有一种应用形式,就是人像复原,通过骨骼的结构可以还原出一个人的相貌.
2017 年6 月,松花江畔的一座城市闹市区,发现一宗只有人头骨的命案.当地警方对受害人信息一无所知,半年多了仍没破案.于是,千里之外的李法军被紧急邀请赶往当地,协助警方通过头骨进行面部修复,推断出受害人的相貌特征,从而追查凶手.这不是李法军第一次协助警方破案.
有一年,广州警方在某区发现了同样只有头骨的凶杀案现场.李法军和广东省厅的法医一起,通过对头骨研究和面部复原,不仅模拟出了受害人的样貌照片,还给出了基本范围信息：女性,年龄在15 岁左右,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安徽北部.最终,警方在中原的某小县城,通过照片比对,发现了这名13 岁的失踪女孩,随后案件告破.
李法军说：“我们的工作是有一定仪式感的,而且时刻存在,因为你在跟一个生命对话,而不是仅仅一根骨头.比如我们的实验室每天都要仔细打扫,因为保存的是人类的骨骼,需要这种敬畏感和仪式感.”
( 据《新京报》、《广州日报》)
——/附录/——
八十多年前,百余名红军被投井酒海,指的是一种大型盛酒容器.在广西灌阳县新圩镇,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酒海井”,井口直径约2 米,上小下大,下有一条地下暗河相通,因其形状故而得名.近日,在这口老井里,发现数量不明的骸骨,经专家鉴定,为1934 年遇害的红军遗骸.
灌阳县委宣传部外宣办提供的文字材料显示：1931 年至1934 年,红军三次经过灌阳,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浴血奋战,6000 多名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阻击战的第一战,也是一场最惨烈、最悲壮的战役.
1934 年11 月底,红军以两个团、一个营共约4000 人的兵力,与国民党桂军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共1 万多人浴血奋战三天两夜,完成了掩护纵队及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艰巨任务,共伤亡2000 多人.
战斗结束后,由于形势紧迫,红军来不及将重伤员及时转移,重伤员便被安置在设在下立湾村“蒋氏祠堂”的临时救护所.国民党反动派伙同当地土豪劣绅,将救护所里的100 多位红军重伤员捆绑起来,残忍地丢进酒海井里而致全部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灌阳史志部门在1983 年征集党史资料过程中,当年见证这一事件的红军讲述介绍了情况,一些知情群众也讲述了同样的事实,史志工作者如实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一位名叫刘来保的老红军曾口述称,1934 年,他在战场上身负重伤,倒在酒海井附近的山上,目睹了百余名红军遇难的悲剧.刘来保回忆说,当时,他躲在山附近的树下,看到上百名红军被绳子捆起来,甚至绑上石头,被丢入酒海井遇难.
灌阳县县长卢嵩表示,这一次发掘出来的红军烈士遗骸只是散落在灌阳境内的一小部分.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在灌阳全境发现了2560 具红军的遗骸,散葬在各个地方,灌阳县委县政府准备用一两年的时间,把这些散落散葬的红军遗骸,全部归葬在新圩酒海井红军纪念园,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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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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