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们的文学昆明作家谈昆明作家，该文是作家方面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作家和昆明和文学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一、昆明作家的现在时：成就大
张庆国（昆明作家协会主席）：我们昆明作家协会和《滇池》文学杂志,一直都在做帮助昆明作家走向全国的工作,这个帮助不仅仅是向外推介,更重要的是经常组织专业研讨会,提高作家们的思想和扩大其眼光.所以,我们很注意昆明文学跟中国文学的同步发展,很注意立足昆明,面向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把通过写昆明来写世界这个问题做得更好,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如何通过观察和书写昆明的社会与人生,来充分而透彻地写出人类共同经历的欢乐与困难.
今天召集大家来座谈,就是为了分析问题,讨论昆明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这种会我们三十年来一直在开,今后还会继续开,有些是专题性的,比如诗歌小说,或者某个作品的作品研讨,有些是类似今天这种,全景式的研讨,诗歌小说都讲一讲.任何地区的文学,任何作家个人的文学写作,都有长处,也有局限,经常研究和反省,能不断进步.
现在,有很多昆明作家的小说写得不错,胡性能、雷杰龙、徐兴正、包倬的中短篇小说国内知名,段爱松诗歌和小说都写,杨鸿雁写长篇小说,影响很大,段瑞秋写非虚构作品,还被评为“云南十大新闻人物”,诗人温酒的丫头、胡正刚、祝立根等都已经出名了.年轻一代的昆明作家成长得非常好,已经有一批人在国内引起关注,非常值得高兴.
霍俊明关于昆明诗歌的研究文章中,对祝立根评价很高,祝立根去年参加了《诗刊》的青春诗会,了不起,青春诗会是中国诗歌的高峰会议,受邀请的参加人,等于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了某种认可.云南最早的参加者是于坚,然后是雷平阳,再后来是段爱松,现在是祝立根（2017年胡正刚应邀出席“青春诗会”）,昆明诗人一直受到中国诗坛的关注.
陈鹏（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确,这些年昆明文学发展势头良好,除了于坚、范稳、张庆国等 50后 60后作家仍然在笔耕不辍,佳作不断之外,一大批年轻的诗人,小说家也在茁壮成长并且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引起很大关注.
从小说创作领域来看,这些年倒是真的出现了多位昆明的优秀小说家,范稳近年长篇佳作不断,除前年的《吾血吾土》,今年的《重庆之眼》又是一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作；张庆国的《如风》《马厩之夜》也是相当优秀的中篇小说,反响极大；生活在昆明的胡性能也拿出了《消失的祖父》这样分量十足的中篇小说；半夏继续在自己的长篇领域操练,其勤奋和专注令人侧目；瑞秋的非虚构写作才华在《女殇》一书中得到充分展现,其题材之厚重也为昆明历年非虚构写作的翘楚；70后不甘落后,我自己近 5年来连续在《十月》《青年文学》《当代》《钟山》《天涯》等重要期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小说题材上,我做了一个开创,写了一批国内没有过的足球小说,力求在足球这个特殊题材中,展示深刻的生命思考；雷杰龙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稳定而优良；80后小说家包倬一枝独秀,这些年不断有中短篇小说在中国的重要期刊发表；90后阮王春已渐渐成熟,开始冲出云南,走向全国.而且,我个人以为,阮王春的小说写作,是 90后一代中最稳定甚至最有特点的,非常值得关注.与此同时,马可、任洋、夏烁等一批昆明女作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小说理念,默默坚持,不断书写.
一行（云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在诗歌领域,昆明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有特殊地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昆明就与成都一起,成为西南地区当代新诗运动的主要根据地.其中,于坚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和《零档案》中标举的“口语写作”与“民间立场”,雷平阳在《云南记》和《山水课》等诗集中对云南地方经验的呈现、提炼和深具骨肉痛感的书写,海男在《忧伤的黑麋鹿》等诗集中的女性写作,李森在《屋宇》中对比喻的开掘和对古诗句式的现代转换,都各自开掘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身的诗歌道路.他们在昆明的写作,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新诗的语言空间,而且给后来的年轻诗人提供了卓越示范.
正是在对这些师长和前辈诗人的学习与吸收中,昆明的青年诗人们开始成长起来,并继而走上了对自身诗歌方向的探寻之途.近年来,昆明涌现了许多颇具实力的青年诗人.无论是已经去世的昆明诗人余地,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的昆明诗人唐果、祝立根、胡正刚和张翔武等人,他们的作品,从语言技艺和诗歌意识上,都已经呈现出清晰的个体面貌和深远的诗歌抱负.
谭毅（云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是的,在中国新诗的地理版图中,昆明向来是重镇之一.在上世纪 40年代,“西南联大诗群”曾经是当时最有现代意识、最具活力的诗歌群落,其中涌现出了穆旦、卞之琳、闻一多等在新诗史中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从上世纪 80年代起至今,昆明同样是中国当代新诗中现代主义运动和反现代性运动的重要策源地.
在我的理解中,昆明当代诗歌书写,具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如今的昆明是一个对本地人与外地人兼容并包的城市,不少在昆明写作的诗人,是从外省或云南其他地区来到昆明并在此定居的,比如张翔武,比如我先生一行和我本人.因此,昆明的当代诗歌写作,不只限于昆明本地诗人的写作,那些从外地到来的诗人们,将他们身上携带的陌生经验引入了此时此地的写作之中,昆明的当代诗书写,就呈现出一种对本地经验与外地经验的综合特征.
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从二十一世纪以来,于坚、雷平阳、李森以及许多青年诗人们,都在诗歌写作中展开了某种现代性批判的向度.于坚近十年来一直强调回归中国古典诗学传统,雷平阳的诗歌从根底上说是一种依托于山川草木和古代巫鬼气息的写作,李森近十年的写作也是对从《诗经》以来中国古典诗歌气息、节律和语式的转化,这些诗学向度都具有对现代性进行质疑和批判的特征.
同时,我们看到,昆明当代诗人们正在书写各种不同类型的经验,并试图综合它们.在雷平阳、李森、以及胡正刚、祝立根等人的写作中,有一种将中国当代的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进行结合与相互参照、对位的意图.从语言层面上说,昆明当代新诗也呈现出一种非常多元化的特征,既有口语诗,又有相当强调修辞技艺的诗,像抒情诗、叙事诗和观念诗等诗歌类型都有不同的诗人在写作中实践.从我个人的阅读来看,昆明现在的青年诗人们普遍都具有一种在诗歌技艺和诗学理念上的自觉,强调诗歌对经验的敏感呈现和深度挖掘能力,同时又强调诗歌语言的创造性和活力,此外不少诗人还强调诗歌的精神性维度.可以说,现在昆明的青年诗人们都意识到,诗歌不只是灵感或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需要在长期、艰苦和专注的努力中不断深入、不断积蓄力量的一项事业,他们中不少人在注重写作的力度、痛感或强度的同时,也注重诗歌语言的内在繁复性和技艺的综合性.
二、昆明作家的问题：有特色,有缺陷
张庆国：昆明不是中国的中心,更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昆明作家的写作呈现出一个特点,作家们很少考虑国家民族的大问题,主要是写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主要考虑的是作品文本如何做好,我认为这非常不错,很纯粹.
但我们有不足,甚至可以说是缺陷.昆明作家很注重地方化的生活素材,比如写昆明啊,云南某地啊,很鲜明的地方色彩,这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地方生活细节是作品的生活依据以及创造力的来源.但是,写昆明是为了写世界,如何让地方性向世界性和人类的普遍命运提升,我们做得还有差距,甚至差距很大,不圆满.因为,地方性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写昆明,是为了写人,写永恒的人性冲突和人生遭遇.
一个具体的小地方,是所有文学写作的出发点和生命存在的依据,其中蕴藏的独特人生,提供了足够饱满的作品细节,构成了作品的重要内容.小地方特殊的人生事实和问题,非常偏狭,相当陌生,做得好,能使作品体现出独特性和强烈意义,从小地方走向广阔世界,充分揭示出人类的困难与欢乐.做得不好,小地方还是小地方,成不了大作品.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陈鹏：昆明文学近年来创作异军突起,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且 50后、90后写作的最大特点,依然是,也一直是鲜明的地域特色,是不可取代的“云南特质”,如于坚一向以昆明话写作,造就了绝佳的方言与书面语言结合的奇异文本,纵横捭阖,浑然大气；张庆国小说一直在书写云南边缘小镇和小人物,语言精雕细刻,具有很高的辨识度；胡性能也开始关注更加厚重的云南历史和人文；我自己,一直在书写我所熟悉的当下昆明,当下城市,天马行空地想象；包倬小说更多在书写经验,非常有灵气；阮王春的小说始终聚焦昆明郊县乡村邻里生活的无奈和琐碎,也是非常亲切的云南文本；半夏、瑞秋等人的写作,均有非常具体的云南特点.
不足,肯定有.昆明小说或小说家们,始终没能形成集团军的规模,冲击中国当代文坛.就单个作家的文本来看,昆明作家的文本,放在全国也是很棒的,但缺少诸如陕西、广东、浙江、南京等地的集体包装、整体推出,总让人感觉单兵作战,独来独往,成效大打折扣.此其一.其二是昆明的评论力量太过单薄,远远跟不上小说家创作的步伐.从很大程度上说,昆明的小说创作尚未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是因为评论出了问题,评论家出了问题,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没有评论家,要么看了读了也看不懂评不了或不愿评；我们大益文学一直在支持和关注来自嵩明的张凌,他的评论正走向全国,我相信他会很快成长和成熟.比较糟糕的情况是,如果把小圈子的好恶或某种世俗利益考虑置于文学理想之上,不能公允地研究作家和作品,这种评论和评论家,不要也罢.
胡性能（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为文学来说,昆明的省会城市中心地位,使其聚集了云南大部分的优秀作家.他们中的有些人,自小生活在昆明,有的则是出生在州市,但最终把昆明当成自己的归宿之地.从情感和精神来说,这些来自州市的作家,已经融入了昆明这块土地,也是昆明作家中的一员,但是他们文化的出发地不一样,写作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因而在昆明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走向不一,难以通过相同或相近的创作,形成云南文学的整体印象.
从传播学上来说,这种“多元”和“丰富”,也许并不有利,它不利于昆明作家以各自的创作,形成风格上的合力,产生聚合,带来阅读冲击；难以通过群体的力量,引起主流媒体的重视和关注.但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云南丰富和多元的文化中,神秘、诡异、非常,是可以蒸馏出来的共同元素.这是云南的特产,有如生长在红土地上的干巴菌,其它省区即使有,也可能品质弱化.但是,如果这种元素在昆明作家的笔下,只流于简单的呈现,而不与云南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发生深度关联,继而通过这种关联,去深入探索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那么,云南再好的食材都可能暴殄天物.
云南文化的丰富性,给昆明作家提供了更多的路径和可能.对于文学来说,孤独的写作,有可能穷途末路,也有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坚守.
半夏（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我拿自己的写作纵向自我比较,我没有写出一个有魂的昆明来,这是昆明文学的普遍不足,在座的作家前辈,黄尧老师写出过《卯城》《衣我者》,我读得津津有味,但这些作品,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张庆国老师写出过《如戏》《如鬼》等以昆明为背景的中篇系列小说,特别是《如鬼》,很有老昆明的人情风俗特色,还有一个他从前的长篇小说《玫瑰的翅膀》,记得是发在《十月》杂志上的,那也是一个极有昆明风俗印迹的小说,可也因传播方式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高效,而不为人识.这正如我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看过刀美兰的孔雀舞,八十年代中期再看杨丽萍红到如今的孔雀舞时,为刀美兰的舞艺遗憾不已,感觉是一样的,仅有一台《东方红》电影的传播,不足以让一个经典为更多的人们所熟悉.早年,没有电视没有录像,只有电影,影院放映才让人们看见一次,传播太单一,影响力有限,也不长久.所以,一些昆明的前辈作家,写出了好作品,却不大为人识,而我们现在这些正当创作旺年的作家（我也老了,人称半老）又不曾写出在更大范围（我只就昆明而言）内有影响的作品,我还真的急,因为,我真的想为昆明留下点什么,这就是我们昆明文学的不足吧.
在昆明的作家,当然可以写别处,但不足的是,我们真没有写出声名远播的小说来,或者有高质量的小说了,却没有在中国产生应有的反响,更没有形成群体优势冲击中国文坛.
周明全（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整体来说,我个人的判断是,云南的写作放在全国来衡量,都是不弱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之所以目前云南的写作者还没有受到中国主流文坛的更多关注,有文本之外的因素.
从云南的小说创作来看,存在着狭隘书写边地经验的问题,边地不是不能写,而是要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观照边地生活、风情、民俗,沉浸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伪观念中,只会让你丧失自我.
从诗歌来看,云南诗人最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占有着云南地方经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云南诗人,除了于坚、雷平阳等极少的诗人外,并没有将这份得天独厚给充分展示出来.
目前的诗歌创作情况来看,可能存在这样的误解：
一是在理解地方经验时狭隘化了,误认为夸大一下我们当地的奇风异俗、正义凛然地谈谈山间苦难,或生猛麻辣地煮上一锅山林野味,就是展示独特的、边地的、云南的地方经验了.虽然我不写诗,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但我还是觉得,诗歌中的地方经验,绝不是简单地用个民歌调子、短歌、方言俗语,或泛泛地添加一些地方性知识的机械描述,就能够完成的.诗人在依据地方经验写作时,最低限度,还是要找出地方精神与根脉,还是要思考哪些地方因素对我们人格构造和人性完善起到促进作用,哪些因素又起到破坏作用？借用本雅明的概念说,能找到云南的“灵韵”就好了.
二是很多诗人,在写作中没有认识到自己运用经验时的粗糙,自以为写得原生态、具有生命力、具有神圣性等等.事实上,我做编辑这些年,无论我多么期待云南出好诗人、出好诗,更多时候,我看到的很多都是毫无阅读难度和阅读趣味的分行文字,大白话,还很啰嗦,还不停地在那儿抒情.我想,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么多诗人欣赏艾略特却没有好好思考艾略特.艾略特说过大概这样一段话：我们普通人的感受通常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但一个诗人的头脑处于最佳创造状态时,绝对不应该是杂乱无章的,至少要把他观看到的、感受到的、想要表达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情感和思考不断组合再组合,把他的“感受转化为思想”、“看法转变为心情”、“思想转化为感觉”、“情感转变成事物”.我本人不写诗,我理解这个复杂的转化过程就是不断雕琢的过程,这样,才能将心中那无数种“感觉、词句、意象”和“”化合为一种“新的艺术感情”.
三是诗歌应该有更多的路向.我们不要让“地方”成为一种诱惑,你不要看到别人写山间苦难,写边地风情出名了,也跟着去写,你模仿不了别人的道路；也不要让地方成为一种束缚,不要将任何人作为指引你的灯塔,若连个性和尊严都没有,诗人也就称不上是真正的诗人了.
阮王春（大益文学院编辑）：昆明文学的不足,具体到小说的不足,我认为是太小家子气,就是写很小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小的东西不能写,而是说小的东西要往大处写,以小见大.但我们恰恰相反,写小还往小处写,然后写的很吃力,这和我们的视野不够开阔有关系,同时又缺乏写作调查、做笔记等准备工作.
谭毅：从诗歌领域来看,昆明的当代诗歌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圈子化现象比较严重,各个诗歌圈子之间很少往来.其次,是昆明本地的诗歌教育和诗歌基本盘很不够,昆明本地大学的校园诗歌写作,状况不尽如人意.比如我所在的云南大学,学生里面写诗的非常少,写到一定水准的更少.如果说,昆明诗歌的未来在青年人身上,那么如何扩大新诗的基本盘,如何在大学乃至中小学中,展开一种更有成效的诗歌教育,肯定是当务之急.
三、昆明作家的情怀：写作何为？
张庆国：写作可以获得名利,却不是为了混名利,更不是为了一个玩场,无事写了玩玩,这不行.一个作家,如果忘记了写诗是为了承担世界的痛苦,是为了背负世人的生命十字架,写作不会有出息的,也不可能成为大诗人.好作家,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放弃很多世俗利益,他们一意孤行,经常会被误解和遭受打击,很容易失去现实利益.当然我不主张作家把个人生活搞混,我们也会尽力帮助生活陷入困难的好诗人,但是,好诗人,从古始,比如屈原,《离骚》不就是承担了天下人的痛苦？这是诗歌的传统之一,即使“枯藤、老树、昏鸦”,也不是为了吟诗作赋的玩乐,是为了写“断肠人在天涯”,同样是承担着世界的痛苦.
小说,有故事,具备某种娱乐性,没有诗歌那么纯粹,所以好诗人了不起,这就是常说的中国文学中诗歌成就较大的原因.但是,好的小说,同样有这样的责任和功用,净化心灵,赞美伟大的灵魂,批判黑暗与丑恶.作家写这些,要真正写好,自己会受伤的,自己首先会很痛苦,昆明女作家半夏,最近的长篇小说《铅灰暗红》,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就因为她承担了那个时代的痛苦,写了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半夏：我想说,文学最终就是要为岁月作证,为一个地方立传,为一些人物形象勾勒和雕塑出令人难忘的形象.我作为一个昆明籍（在这住了三十多年了）的作家,想写出一个“老咀山矿”,作品受到关注,我颇感欣慰,但我这些年的努力,却没有写出一个好的为昆明这座城留下点什么的作品.我这近二十年,都在主攻长篇小说创作,我的前三部长篇《心上虫草》《活色余欢》《潦草的痛》,都以昆明为背景,书里的地理位置街名都是真实的,这几本书出来,或在晚报连载或在广播电台联播,也一时好卖,很有读者缘,可是,它们的寿命应该说都过去了,因为它们只是把昆明这座城作为空间盛放器,事件可以发生在别的城市,发生在深圳可以,发生在成都也可,发生在沈阳都行,我没有写出一座城的内在的魂,我感到遗憾.
我们这些作家,一定是昆明这座城或昆明某个局部世界最知根知底的人,可是,我们的笔下,却少有写出一些根底来的,我们的不足,我认为是因为思想上还很浅薄,我们的视野也很窄.
周明全：我在不同场合,听到昆明作家说同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昆明作家被中国的主流文坛遮蔽,主要是我们生活在边疆.这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说对自己写不好的一个托辞.我常说,雷平阳出生在哪里？王单单出生在哪里？他们都出生在偏远的昭通,但这影响他们在诗坛的地位了吗？没有啊！从我自己的经历看,我 2012年年底走上批评之路,2015年初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对一个没有受过学院严格训练的批评从业者,我也没有感受到我被遮蔽了.
只要坚持阅读、坚持写作,你就是中心,不存在边缘和遮蔽的问题.我想,这是所有云南写作者应该清醒认识到的.一方面,我们抱怨自己生活在边地,无端地生出自卑之心.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少写作者,莫名其妙地滋生出自大之心.还没写好,就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本身也是缺乏宽容和对自我的设限.这是因为没有和主流文坛交流、接触、碰撞,见识太少的一种不正常的心态.王单单在云南年轻诗人中出类拔萃,这和他到《诗刊》挂职锻炼,广泛接触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学者是分不开的.我想,云南的文学,要取得更好的创作成绩,我们的作家、诗人,首先要在胸怀上走出去,当然,在现实中也要走出去,昆明作家要经常跟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们进行思想碰撞.自我封闭,还表现在无端地对自己圈子之外的写作或人进行攻击.我很难相信,一个阅读上和观念上偏狭的写作者,能写出好作品来.
田冯太（《滇池》文学杂志编辑）：作为一名外来写作者,我自己之前的创作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与身边的朋友交流得少.当我意识到不应该再闭门造车的时候,蓦然回首,才发现我身边竟然有这么庞大的有活力的文学创作群体.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融入到他们中去.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地了解昆明文学,向昆明的作家和诗人们靠拢,向他们学习,加入他们,给自己增添活力,改变我目前这种慵懒的创作状态.
包倬（《滇池》文学杂志副主编）：写作是一件需要不断反思的事.我想谈两个我所看到的问题：一、长篇小说方面,中国作家习惯贪大,大而空,以为自己可以为民请命,其实你什么都不是.作家背负着现实枷锁在写作,这限制了作品的丰富性.民族、家国、天下,成为我们的长篇小说主题,事实上,离人太远了.二、短篇小说方面,我们滑向了故事的深渊.但是,我们缺乏在小说艺术上的修炼.为故事而故事,滑向了庸俗的深渊.当然,我并不轻视故事,如果小说是某种抵达,故事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对于我来说,不会停止探索的脚步,如果我停止了探索,我的写作也就终止.
段瑞秋（自由写作者）：并不是昆明作家一定要写昆明,写什么都可以,重要的是写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优秀作品.安徽的作家胡竹峰说到,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有“未来”的作家.我想,他说的“未来”,应该是一条通向文学高地的路途,能够找到文学的真正意义和实现文学的理想.最近,我经常焦急和惶恐,不知道怎样才能聚集力量写作.从大学时代,我就想写出《百年孤独》那样的小说,至今还是这个梦想.我在文学的路上已经走了很久,至今没有走到一个理想高地,我着急.但仔细想想,自己的人生,除了这条路走到黑,已经别无选择了.说句笑话,我还没有完全死心,我还想刻苦努力,争取成为女版的“马尔克斯”.但愿,这个现在的梦,会成为我的“未来”.
黎小鸣（昆明作家协会理事）：我想,只要是自觉的文学追求,不管你的出发点在哪儿,也不管你的创作倾向性如何,只要将自己的想法做到最好,实践到极致,不断以更高的参照系观照自己,进而超越自己,都会写出非同一般,至少是不同于别人的作品.
阮王春：有些好作家写一个几千字的小说,可能做了几万字的笔记.我们却闭门造车,或者太依仗灵感,不肯下苦功夫笨功夫.我的一个观点是,可能你做笔记的时候,你没意识到,你的笔记就是一种小说的思路,你的笔记就是小说的一种写法.同时,笔记所记录的内容,就是所谓接地气的东西,会让小说更充实.
我觉得昆明作协每年举办的采风交流活动的目的也在于此,像去昆钢那次就很有意义,参观考察,听汇报讲座.但是,后续却没有作家自觉作出回应,要写点什么,或做些什么调查.如果有回应,我相信作协也好,昆钢也好,肯定会大力支持.那样一个名企,能写的东西肯定很多,肯定也能写出很棒很大气的小说,但好像没有人回应,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写.
之前,有人质疑作家体验生活：我们每天都在生活,还要怎样去体验生活,有必要吗？我们也的确是每天都在生活,但生活跟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 90后,社会经验、人生阅历都很浅,不多听多看,眼界受限,这是一点.另外,你的生活可能每天都一样,就是起床、出门、等车、上班、等车、回家等的交替,我觉得,要从这种有限的生活空间里找到可写的题材,非常不容易,还是要有专业的训练和知识的积累.
一行：在诗歌领域,当前,几个非常团结、极具活力的诗人群落已经或正在昆明成形.比如,以雷平阳主编的《边疆》为主要阵地的诗人群落（除昆明外,也分布在昭通等地市）,以于坚领衔的“西南联大新诗研究所”为活动中心的诗人群落,还有以李森主编的《新诗品》为中心的诗人群落.这几个群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范围和语境中,正在塑造和改写昆明诗歌的面貌.
毫无疑问,昆明诗歌的未来,主要系于这些诗歌群落的生长和扩展.诗人有可能是孤独的,但即使是孤独写作的诗人,仍然需要同道和知音,不然,写作是难以进行下去的,诗人也很难进行准确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位.诗歌群落的存在,不仅不会遮蔽或覆盖诗人个体的面貌,相反,任何良性的共同体,都是在差异者的对话关系中生成的,并能促成每个人的个体性的成长与成熟.我们可以期待,昆明的这些诗歌群落,在未来贡献出更多具有独特风格和生命特质的诗人.
四、昆明文学的未来：写好作品、做大作家
张庆国：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词语,叫昆明作家,但我个人其实不喜欢这个说法,我认为作家就是作家,没有什么地区标志,也没有时代标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昆明作家也好,上海作家也好,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标准都一样的,全世界一样.
两年前,我在昆明办了一个作家培训班,请了中国的著名作家马原、祝勇和学者刘大先来讲课.在那次培训班上,我专门谈了地方作家这个概念.我认为作家只有好和坏,没有昆明作家,甚至也没有中国作家,作家就是作家.一个作家要把作品写好,首先要端正态度.写好作品、做大作家,这就是态度.不要认为自己是某个地区的作家,标准可以降低一些,可以原谅一下,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退路.卡夫卡,他是哪里人,跟他的作品的好坏,没有关系.写得好就是好,非洲人可以写好,哥伦比亚人也可以写好.写得不好,法国或者美国,北京或者上海,一样的糟糕,一样的是差作家.
所以,昆明作家的对手,并不是某些地区的作家,比如说四川作家是我的对手,或者说我要超过上海作家等等,不是.任何作家的对手,都像海明威所说的,是史上留名的作家,我们是在跟文学史较量,写作是为天地立心,最杰出的作家都是这样的人.确定了这样的正常态度,昆明文学的未来,就有希望,就会走得稳,就会有胸怀,拓展空间很大.
雷杰龙（《边疆文学》杂志编辑）：当下和未来,昆明书写还有巨大的空间,有待发现,这给有志书写昆明的作家们,留下了巨大的创作可能性.比如在小说领域,曾有鹿桥先生《未央歌》这样书写西南联大和抗战的成功作品,但昆明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远远不止西南联大和抗日战争.在 20世纪初至今上百年的历史中,尚有许多昆明的大时代、大事件值得书写.这样的书写,甚至可以一直延续到当下,将当下生活和深远的历史背景融为一炉.在散文书写中,于坚先生已经创造了一种带着浓厚昆明腔的流畅普通白话的汉语书写范式,或许,在当下的昆明书写中,我们也值得期待出现一部类似金澄宇先生用上海方言书写上海的《繁花》那样的,用昆明话书写昆明的优秀长篇小说.
在更加久远的昆明历史书写中,也有巨大的发现空间.比如,在昆明翠湖边的市妇幼保健院附近,立着一块“永历皇帝殉难碑”.公元 1662年,南明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在此被吴三桂杀害,明朝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政权灭亡.所以,大明的最后灭亡,是在昆明发生的.这是震撼当时的历史大事件,也在中国后来的岁月里留下了悠长的回声.南明永历政权灭于昆明的历史事件,留下的史料极为丰富,在近年刊印的钱海岳先生和顾诚先生分别撰写的两部同名史学巨著《南明史》中,得到了很好的梳理.这样的历史事件和学术研究成果,为撰写一部以昆明为重要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提供了可能性.
总之,过往的昆明文学书写,成果丰厚,有待整理和研究；当下和未来的昆明文学书写,同样存在巨大的空间,等待着优秀作家去开拓发现.
黎泉（原昆明作家协会主席）：我们的作品要有全国的、民族的大视野,但仍须脚踏实地做事.昆明的地域特色绝不是有些人片面理解的山水地貌、民族风情、民风民俗等表面的东西,而是走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不屈不挠抗争着的大山汉子和高原女人的心灵,表现他们蓬勃的生命张力和坚韧顽强的生命律动.一句话,找到这块土地的魂.这个魂找到了,很好地展现出来了,作品的独特性和震撼力就一下出来了.昆明文学能有现在的繁荣局面,是几代作家辛勤耕耘的结果.
关注、研究、发掘我们的本土文化,无疑是发展这块土地文学事业的重要举措.诚然,每个作家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一条自己的河,心中都矗立着一座自己的山,都有着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最难忘的人生体验,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创作题材和最能表现自己人生经验的生活.然而,纵观我们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凡是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无不深深打上本土的烙印：电影《五朵》《阿诗玛》,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歌曲《小河淌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舞蹈《阿细跳月》,歌舞《云南映象》等,这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本土文艺作品,在神州大地上亮起了一道道绚丽斑斓的文化风景线.
过去,我们在本土文化上作了许多努力,但是还很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黎小鸣：要说未来,“昆明文学”的未来会在哪儿呢？我想还是只可能在对文学精神的尊重和坚守里,在每一位作家创作的探索、创新和艰苦劳作里,在这个古老国度向现代转型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所展现的精彩纷呈的时代精神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生活中,也在每位作家对自己创作精益求精、层层步高的期许中.
陈鹏：未来,会更好.昆明的作家还会不断努力,集团军的模式终将逐渐形成,希望昆明的作家团结,再团结,最终能以骄人的姿态拿出更优质的文本.
责任编辑 张庆国 王丽娇
上文点评,该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作家和昆明和文学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作家本科毕业论文作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和文学创作----以叶广芩的小说创作为例 摘 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大多处于边缘地位,进入我们视野的优秀少数民族作品并不够丰富,本文着力以优秀的女性少数民族作家叶广芩为例,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身份认同及其探因以及身份认同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方.
2、 网络文学作家：我们根植传统，我们也未来 管平潮,我的仙侠人生他曾是一个理工科的学霸、工程界的精英,弃理从文后在网络小说的世界里摸爬滚打,已经把仙侠小说写的风生水起,在全国也打响了知名度 镜头拉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江苏农村,还是学生的管平.
3、 作家进校园架起文学之桥 “四季轮回”寒意渐生时,文学是温暖的归宿 2018年10月28日,海淀作家协会、青年文学杂志社联袂主办的“作家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海淀作.
4、 作家何以匿名？文学何以中产？ 狄 青不少搞文学的人都愿意回溯上世纪80年代,相形之下,90年代却好像成为了“无人认领”的一个文学年代 事实上,90年代的文学也还是可以大书特书一番的,余华、莫言、苏童、王安忆.
5、 冯唐：我是个好作家 石剑峰冯唐的一个重要身份其实是商人,但人们对冯唐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作家标签 2017年,冯唐以作家身份做了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出版了小说集搜神记,根据代表作北京北京改编的电.
6、 要一直活得像个孩子啊，母女作家的幸福箴言 在浙江省衢州市,有一对家喻户晓的作家母女 母亲叫毛芦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衢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芦花小旗难忘与你们同行, 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