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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这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赠给程开甲的诗句
◎本刊记者 余玮
1964年10月16日,西部戈壁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成功爆炸.这声东方巨响的背后是当时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呕心沥血的坚守与奋斗,其中就有一个传奇的名字——程开甲.是他第一个计算出爆炸时弹心的温度和压力,是他攻克了起爆冲击聚焦设计的关键理论难题,并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军委隆重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23位科学家受到表彰.当国家主席将一枚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核司令”程开甲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2014年1月10日,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有“中国诺贝尔奖”之誉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接过国家主席颁发的证书.这是共和国的崇高褒奖,这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至高荣誉！
隐姓埋名在“死亡之海”
1960年夏天,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直至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研究所）接任副所长时方知被钱三强亲自“点将”参加我国的研制.自此,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消失”了.
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试验涉及到多种学科及各种试验方法和测试手段,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难的研究任务.当时世界上仅有美、苏、英、法四国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进行过核试验,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研制初期,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的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
1962年上半年,我国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适时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的“两年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程开甲曾回忆道：“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
1962年,程开甲参加制定朱光亚主持起草的我国研制、试验等科学技术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第一种实验性产品的科学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计划纲要》,他依据国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主持制定《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设计了第一颗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1963年,他前瞻性地谋划了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一线去.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一天,施工正在进行,程开甲来到现场.在坑道口,工程队简要汇报了施工情况,防化部队汇报了剂量监测情况.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不要进去.程开甲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最后,程开甲不顾同志们的阻拦,穿上简陋的防护衣,毅然从主坑道进入,随后顶着昏暗的灯光钻进一条狭窄的通道,爬行十几米进入测试室.只见里面到处是石英石熔炼成的黑色玻璃体和破碎石块,原来预置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现场的同志们看到大科学家还到现场亲自调查研究,也受到极大的鼓舞.程开甲说,自己“深入虎穴”观察到地下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腾起在戈壁荒漠上空,融入程开甲万千心血的第一颗在罗布泊准时爆响.周恩来总理接到这个好消息后,在电话里问：“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程开甲作出肯定的分析：“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爆炸当量约几百万吨TNT,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
难得的是,自动控制系统在爆炸瞬间启动1700多台（套）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采用他的方案获得成功……
程开甲在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研究所副所长等.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20多年中,他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1984年,程开甲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仍关注着核试验的方方面面和研究所的发展,并开展了抗辐加固的研究.
1996年7月29日,成为后世史学家研究世界和平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天,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次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程开甲在北京寓所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32年前,他站在罗布泊托举的百米高塔旁的时候心里就想：“总有一天,全世界会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彻底销毁.”
虽然在参加核试验的20多年里隐姓埋名而没发表过一篇论文,以致有人开玩笑说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但不能因此否定程开甲卓有成就的学术,他一直坚守着对科研的追寻.
这些年,程开甲获得了许多崇高荣誉.对此,他有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核司令”的深厚底蕴
开,即开转；甲,第一.程开甲的名字是祖父程敬斋取的,老人希望孙儿能够考取功名,为家争光.祖父程敬斋是远近闻名的商人.然而,吴地尚文,程敬斋对儿孙最大的期许却是走科举功名之路.
2000年,嘉兴秀州中学百年校庆.程开甲来到校园里,在自己的老校长、著名教育家顾惠人的铜像前三鞠躬.他感慨地说：“我一生事业的基础是在这里打下的,正是在这里开始懂得了爱国爱校爱科学.”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陈建功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训练.
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开始“流亡”搬迁,从杭州到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直至贵州宜山、遵义、湄潭.程开甲就在颠沛流离、日机轰炸的流亡中完成了学业.
大学毕业后,程开甲留校边教学边搞科研.鲜为人知的是,1944年担任浙大助教时,程开甲写了一篇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王淦昌推荐给来浙江大学考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李约瑟看到论文亲自进行修改润色,并将论文带给物理学权威狄拉克.狄拉克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于是,论文未发表.程开甲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一件憾事,后来一位国外科学家做了类似实验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其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因此,年轻的程开甲与诺奖擦肩而过.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黄昆、程开甲这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玻恩那里,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并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超导电性来源于导带之上的空带中,布里渊区角上出现电子不对称的奇异分布”.
1948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程开甲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当研究员,已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然而,他最终选择了回国.为什么？
数十年后的一次散步中,身边的秘书问起这个问题.程开甲当即反问：“你知道外国人骂我们是什么吗？”秘书问：“什么？”
“劣种、劣种！”程开甲气愤地回忆了当初在英国遭遇的歧视——有一次去海里游泳,当他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下水时,几个具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就立即上岸,还说：“有批人把我们的水都弄脏了,我们走吧！”
“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出头之日,在海外的华人心中都很闷,很苦.”不久,程开甲看到了希望.那是1949年4月20日,4艘英国军舰与国民党军舰相随驶进解放军的防区游弋.解放军再三发出警告,英国军舰视若不见,解放军遂予以炮击.
消息传出后,英国朝野乃至世界各国为之震惊,也让程开甲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到我们中国人敢于回击英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虽然当时我还是个无党派者,但就是从那天起,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950年盛夏,程开甲婉谢导师和朋友的好意,购买了建设祖国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这年8月,他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程开甲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为了国家建设,程开甲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编写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亲自上课讲授.程开甲竭力倡导把当时理论物理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应用于固体物理.
1953年,程开甲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也是这一年,程开甲找到了分别30年的亲生母亲.
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研究人才的需要,1958年程开甲再一次改变专业,与施士元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又接受任务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程开甲带领几个年轻教师研制出一台双聚焦β谱仪,成功地测量了一些元素的电子衰变能谱.接着,又研制出一台直线加速器.1956年,程开甲参加了国家的《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制定.
科学大家的“小科学院”
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岁月,程开甲总是充满感情.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使吕敏、忻贤杰、杨裕生、乔登江、丁浩然、丁冠生、钱绍钧、陈达等人迅速成长.
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青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将这一高难度项目放心交给邱爱慈不无关系.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邱爱慈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当时,为第一颗试验做准备时,国外全面封锁我们,我们可以说是面临所有的难题和仪器设备的问题要解决.我们一方面奋力攻关难题,一方面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与全国全军的科研院所、学校、工厂开展了无私的大协作.在当年西直门招待所的基地研究所不断有协作单位来找我咨询和协调,正如当年科委二局胡若嘏局长所比喻的‘各地场所轮番轰炸西直门’.同时基地和研究所的全体官兵和科研人员也在走出去学回来,解决一个个难题.”程开甲知道,核试验事业是一个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他创建的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是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张爱萍将军曾称赞“研究所是个小科学院”.
真正的科学家不求名利.“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这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赠给程开甲的诗句.程开甲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资深院士.程开甲还曾担任过多种职务,但他从没想过“权力”,而只服膺“权威”——“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因此,他可以非常诚恳地对一位技术员说：“我向你们道歉,上次的讨论,你们的意见是对的.”
一次,程开甲在北京汇报氢弹空投试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总理问：“飞机安全是否有把握？”在场的一位空军副司令指着程开甲说：“他知道.”周恩来的目光转向程开甲.“安全绝对没有问题.”程开甲回答得很干脆.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对答如流,但就是方言太重.程开甲话音一落,周恩来又突然发问：“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啦？”程开甲猛的一愣,一时竟然没有答出来.周恩来笑笑把话岔开：“程开甲同志,你要学普通话呀,你那‘吴语’人家听不懂啊！”谈起这些,程开甲不免有几分遗憾：“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学普通话的任务却没有完成.”
直至晚年,程开甲也记忆犹新：“有一次总理招待钱三强、钱学森和我们吃饭.当时国家困难,主席他们都不吃肉,桌上却有一大碗红烧肉.这体现出领导对我们的关心,让我难以忘怀.”
程开甲为人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
责任编辑 李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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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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