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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短短30 多年时间里,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19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中国的GDP 总量甚至比不上西班牙.这种巨大的变化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如鲠在喉,有人开始认真地讨论在世界历史上已多次上演的宏大剧目：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崛起国后来居上,挑战一个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和美国会不会陷入战略对抗从而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
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
距今2500 多年前,古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战争.作为雅典精英阶层的一员和历史的亲历者,修昔底德写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代希腊有很多城邦国家,其中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 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到公元前5 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本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
公元前434 年,一个城邦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雅典和斯巴达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于是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斯巴达人左右为难,但对雅典崛起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而雅典人也拒绝了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元前431 年,战争爆发,直到交战10 年之后（公元前421 年）,双方才达成了停战协议.然而这只是脆弱的和平,心有不甘的雅典采取了冒险政策,派兵攻打西西里岛.失败之后,雅典内部发生政变,寡头政治支持者推翻了派政权.而斯巴达人从波斯人那里得到援助,在公元前404 年战胜雅典.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这一崛起力量被彻底击垮了.但斯巴达因为常年征战不断、国力消耗巨大,不久后便被另一个新兴的力量底比斯打败,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终也走向衰亡.
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 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 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的确,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要素,崛起和恐惧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图景的一部分.
其实,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相当重要.在20 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英国也是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英国相望,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崛起会中途夭折,并在一战后沦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报复和欺侮的对象.当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疯狂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并最终遭受“灭顶之灾”,则是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此外,人们也常常倾向于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也是有严重缺陷的.美苏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 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并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也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体现和结果.
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的话,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许更有针对性.美国和中国在二战中曾是共同抗击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盟友,但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美国继续承认流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50 至1960 年代,两国之间不仅因台海局势陷入严重对抗的危机,还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各自蒙受巨大损失.中美虽然一直在波兰华沙等地秘密举行大使级别会谈,但始终无法弥合彼此间利益冲突.直到1969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出于拉拢中国应对苏联的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而等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缓和中美关系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1980 年代可谓中美关系“蜜月期”,但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1995 至1996 年间,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令中美针锋相对.1999 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及2001 年的“撞机事件”,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此外,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美国领导人会见等,也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主要因素.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双方能够着眼大局、恪守底线,“斗而不破”,彼此都留有余地,努力避免“摊牌”,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在“不打不成交”的历史过程中,中美深化了对彼此国家战略、国内政治、政策手法的认识,也都能秉持一种基本共识：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由此,中美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中美两国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首先要求双方必须直面一个让人不快的现实：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为什么人们更加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2013 年7 月,皮尤世界民情调查项目发布的报告显示,与2011 年相比,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了14%,至37%；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度上升了9%,至53%.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人们可以很容易听到两国政治分析人士相互指责的观点,其中不少充斥着深深的敌意和强烈的“必胜主义”情绪.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认为,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美中两国的冲突都不可避免,这种冲突是与生俱来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称,中美关系即使暂时得到改善,但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之间必然产生摩擦,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也阻碍着信赖关系的构筑,今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估计会逐渐转向强硬.
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权力对比变化的影响,有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有谋取利益的考量.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认知常常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些时候,对一时一事的认知甚至会代替现实.“中美必然走向对抗”的念头很有可能会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2008 年或许会成为中美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年份.中国在当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就了与世界大国身份相互关联的“百年梦想”.同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其后又引发欧洲债务危机,这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带的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美国显然因此经受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挫伤,巨额公共债务、高失业率以及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致使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1941 年以来一直维持不变的最高级AAA 被调降至AA+.
美国、共和两党的政治缠斗加剧.国会的“政治极化”日趋严重,无休止的党派纷争劫持了国家的长远利益.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各布·哈克等学者直言,“美国面临的不仅是一场债务危机,也是一场危机”.奥巴马也公开承认美国缺少“AAA 级的政治体制”.
而在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中国被认为是“风景独好”,中国很多分析人士开始热烈讨论美国霸权衰落的话题,也有人提出这将是中国加速崛起,实现民族复兴、强国之梦的窗口期.
美国人不仅察觉到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必胜主义”情绪,也认为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强硬”,他们更担心的是一个日益迫近的现实：中国将在2020 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美在国家实力方面的接近,致使美国陷入一种战略性的焦虑心态.国际政治的“权力转移”理论告诉我们,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实力越是接近,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崛起国希望冲刺,而守成国则会不惜一切保住自己的头把交椅.
除了实力对比变化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很多美国精英人士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种“经济自由+ 政治专制”的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正从“一种软实力挑战”演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曾自信满满地宣称：“经济自由带来自由的习性,自由的习性带来对的期待.”但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并没有带来美国所界定、所期待的“化”.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与西方世界抗衡,对外“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前景一片光明,也有很多人一直相信中国早晚会陷入崩溃,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挑动之下,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上升.
中美关系的对抗性还体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推进将军事、政治、外交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再平衡”战略,中美之间的紧张感进一步增强.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并且不惜利用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挑事”,纠集这些国家构建包围圈.而不少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越发强硬,其长期意图就是要把美国赶出亚太.
而在全球层面,美国被认为是在通过建立跨太平洋、跨大西洋的经济政治联盟对中国实施新一轮孤立,中国被认为是要最终颠覆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中东地区局势等重大国际问题方面缺乏共识.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日趋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将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造成冲击.
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和战略心态之变、两国各自发展前景存在的不确定性、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等因素导致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中美两国领导层似乎也察觉到这一趋势,因而希望通过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适应新的现实,把握未来航向,推动“共同进化”,引导两国相向而行而不是迎面相撞,为中美关系开辟一种“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格局.
新世界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环顾当今世界,地缘板块之变、国家转型之痛、发展方式之争、力量重组之显、有效治理之难无不表明：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已然到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适应和服从于新的全球环境.在19、20 世纪,大国通过结成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军事集团,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如今,“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大国争霸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难以存在；二是的出现带来“大国战争你死我也不能活”的局面,大国之间不再能够轻易发动战争.
在大国争霸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的情况下,增强经济和技术竞争力要比领土扩张重要得多,地缘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趋增大.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态环境退化、流行性疾病等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的重大威胁,、核原料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会对整个人类造成极大伤害,恐怖主义势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上述全球性挑战.经济开放稳定、资源能源安全、技术发展、气候变化、人口问题、网络安全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多极化世界中的“隐性一极”,也是所有大国凭一己之力或简单结盟都难以对付的一极.
虽然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世界,但新的规则、规范和治理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几十年前,随着的出现,战略学者和政界人士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核时代的“大规模毁灭”风险,美国、苏联等核国家也在艰难复杂的谈判之后,同意共同遵守一些旨在控制核风险、防止核扩散的条约和规范.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中,网络安全成为又一个与“大规模毁灭”相关联的重大风险,21 世纪的大国必须应对如何处理网络间谍、网络商业窃密、网络战等问题,否则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可能遭殃.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之中,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威胁不再是像过去几个世纪中那样来自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而是由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构成的复杂网络.如何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中维护国家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还远未作好准备.
这些年中美遭遇的极端气象灾害越来越多,这种非传统威胁给两国带来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即便美国能够实现“能源独立”,它也无法承受其他国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的约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现实而紧迫.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之中,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有经济的相互依存,也有安全的相互依存.但是,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分歧减弱、冲突消弭,中美仍在很多方面存在矛盾和竞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任务就是管理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共同合作应对棘手复杂、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为各自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国民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和平与繁荣.
中美两国都有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双方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依存带来的巨大好处或是政策限制.中美现在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于2012 年已达约5000 亿美元,较建交之初增长了近200 倍.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 至2010 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其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万至800 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
对于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的说法,很多中国人提出质疑：既然美国对中国心怀歹意,为什么中国还要通过购买国债借给美国人钱？据美国财政部2013 年7 月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持有美债总额首次突破1.3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之最.至于为什么中国要买,那是因为仅从安全性角度而言,投资美债要优于其他国家的债务.还有人认为,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中国就会拥有更多有力手段,在必要时教训美国.但千万不要忘记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名言：“当你欠银行1 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 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
购买国债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证明,也许中国和美国并不喜欢对方,但却不得不继续“尴尬的拥抱”,这便是复杂的相互依存.也许中美做不到真心实意地彼此欣赏,但在一个威胁更加多元、风险更加分散的新世界,两国除了同舟共济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摘自人民出版社《战略克制：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 作者：赵明昊）
此文总结：此文是一篇关于战略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中美两国和战略和对抗相关战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OPM战略、财务弹性和风险控制基于苏宁云商、国美电器的案例分析 摘要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胀的背景下,OPM战略作为一种创新型的营运资本管理战略得到了各大企业的广泛关注和应用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拓展,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基于苏宁云商、国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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