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政府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和非参和者的演化博弈分析，该文是政府政策方面论文怎么撰写与政府政策制定和决策者和演化博弈分析方面论文例文.
〔作者简介〕邹胜男（1991—）,女,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
〔摘 要〕通过对政府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博弈行为规律的研究发现,决策者对非参与者影响行动采取严格监管的成本、社会效益,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的成本,以及非参与者采取行动的成本、政策收益,不采取行动的损失、收益等因素决定着双方博弈的最优稳定策略.党和政府需要对利益集团进行严格的监管,提高自身管理利益集团的能力,建立常态化的机制,使双方群体在利益博弈中选择最优稳定策略,即采取严格监管和不行动策略,维护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实现公共政策的治理现代化.
〔关 键 词〕决策者；非参与者；政策制定；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3-0062-05
政府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在特定时期内,经由政治过程,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1]（P129）.简言之,政府政策是权威的价值分配方案,即通过公共资源的分配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目前,国内政府政策制定的主体主要包括决策者和非参与者.决策者由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执政党等权力机关组成,而非参与者则包括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公民等.在我国,决策者已构成政府政策的决策核心圈.然而,随着利益发展日趋多元化和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为了在公共资源调整和分配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常会运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决策都是由决策者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经过反复博弈后选择的最优演化稳定策略.
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力图影响政府政策,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必然会损害公共利益.更甚的是,国内某些强势利益集团企图“绑架”政府政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提出,目前,一些权贵利益集团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硬骨头[2].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众多学者,如陈尧[3]、程浩[4]等学者,早在九十年代就从非参与者影响政府政策的内容、途径、方式、评价以及规制措施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但他们多是从定性的角度对影响行为进行评价.同时,为了从定量角度探析非参与者对政府政策影响的过程和规律,学者马宝成[5]、杨莉[6]、赵宇[7]等人使用博弈论等研究方法对政府政策制定中博弈主体的利益关系、利益博弈制度化以及合理化等进行了研究.但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仍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因为政府政策制定环境极其复杂,博弈主体利益关系以及合作策略选择的不确定性亟需利用演化博弈等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探析政策制定中博弈主体的反复博弈和策略调整选择规律.鉴于此,笔者将以有限理性为基础,采用演化博弈理论和方法,对政府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的动态演化性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中相关主体相互影响的因素,以期为保证政府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和公共性提供政策建议.
一、政府政策制定中的演化博弈模型
1. 问题描述及模型假设
政府政策制定的外部环境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因为不仅政府政策制定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动态性和演化性,而且在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主体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参与主体各方也并非完全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确定对方的策略选择及收益,从而不能通过经验的吸取以及策略的调整,找到最佳稳定策略[8].
（1）在政府政策制定中,假设存在由执政党、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组成的决策者O与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I.假设每次博弈是在决策者和非参与者中的一个个体之间展开.非参与者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影响决策者制定政府政策的策略组合为{行动,不行动},决策者决定是否对非参与者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行为进行监管的策略组合为{严格监管,流于形式的监管},决策者选择“监管”的概率为q,非参与者采取“不行动”的概率为P.
（2）政府政策制定中相关主体的影响符合捕鹿模型的基本思想,即博弈双方选择合作性的策略比非合作性策略得到的收益更多.另外,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因为追求利益的不同由多个参与主体组成.而且在相同政府政策影响中,多个参与者之间具有利益竞争性,因此,未采取行动的非参与者将承担其他非参与者采取行动所带来的利益损失.
（3）在政府政策制定中,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通过贿赂、媒体舆论等方式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非参与者将获得政策收益€%i1,同时其采取行动需要支付一定的行动成本C1；当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选择不行动时,将承担其他非参与者采取行动所带来的利益损失,用C2表示.
（4）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行为损害了政府政策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政策制定的决策者通过制约、惩处等手段进行严格监管的成本为C3,严格监管将为政策制定者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定环境,有益于保证政策制定科学性和公平性,收益用€%i2表示.同时,我国仍存在一部分权力机关对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而其将承担社会利益损害以及市场秩序被扰乱的治理成本.
（5）由于决策者采取行动所带来的外部环境收益具有非排他性,因此,方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措施构筑良好政策环境时,即使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选择不行动策略,其也仍能享受到良好政策环境所带来的收益€%i3；另外,决策者和非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存在两种形式的机会成本：一是如果决策者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策略,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也采取不行动策略,其将承担有利机会丧失的机会成本H；二是如果非参与者选择不行动,而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策略,其将承担可以选择放松监管的机会成本H.
2. 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根据以上假设,在长期的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和“流于形式的监管”策略的概率分别为q、1-q；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采取“行动”与“不行动”策略的概率分别为p、1-p.
根据政府政策制定中相关主体行为收益矩阵,可得出以利益集团为主的非参与者选择“不行动”策略的期望收益为EB I,选择“行动”策略的期望收益为EX I以及选择“不行动”策略的平均收益为E1：
同样,决策者选择“严格监管”与“流于形式的监管”策略的收益分别为EY O和EL O.同时,决策者选择“严格监管”策略的平均收益为EO.
方决策者与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采取合作策略时,可以得出变动的复制动态（RD）微分方程：
决策者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的行动博弈可以用上述两个微分方程组成的演化动力系统来描述.令上述微分方程等于0,求解均衡点,得到系统的平衡点为O（0,0）点、A（1,0）点、B（0,1）点、C（1,1）点和D（p*,q*）点.其中：
根据Friedman 提出的方法,以上局部均衡点可由演化系统的雅克比矩阵来进行局部稳定性分析[9] .如表2所示,整个演化系统有5个均衡点.其中,决策者选择流于形式的监管、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选择行动策略的O（0,0）点,以及决策者选择严格监管、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选择不行动策略的C（1,1）点为2个演化稳定策略点（ESS）,而A（1,0）点和B（0,1）点为2个不稳定点,D（p*,q*）点为鞍点.
图1清晰地展示了博弈双方在策略选择上的动态演化过程.从图中可知,鞍点D（p*,q*）和A、B两个不稳定点的连线将整张相图划分成了两个走势不同的区域.在DACB所构成的右上方区域里,演化博弈系统将收敛于C点,即政府采取严格监管的措施,而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决定不行动；在DAOB所构成的左下方区域里,演化博弈系统将收敛于O点,即政府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采取行动的策略.在单次博弈过程中,如果博弈双方中有一方选择不合作策略,那么他将获得更大收益.但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原先选择合作博弈的一方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而选择不合作策略,因此博弈双方都将采取不合作策略,演化博弈系统在长期内将收敛于O（0,0）点.基于上述分析,着眼于挖掘外生变量变动对博弈双方采取合作策略的影响,有助于寻求促使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不行动的路径依赖.
二、演化博弈结论分析
根据演化博弈结果与相图分析可知,决策者的路径选择受到三个外生变量的影响,分别是：采取严格监管需支付的成本C3,政策制定效益€%i2以及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带来的治理成本；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路径选择也受到四个外生变量的影响,分别是：影响政策制定的行动成本C1,政策收益€%i1,严格监管带来的政策额外收益€%i3,以及损失政策收益的长久成本C2.
1.决策者群体的路径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知,.此时可得出以下结论：
（1）方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带来的社会效益€%i2提高时,决策者也将重视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转而采取严格监管的策略；方决策者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带来的社会治理成本上升时,即在决策者群体中,采取消极措施的增多,系统将收敛至O（0,0）点,如图2（a）所示.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对社会治理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即使治理成本增加,决策者也会转而采取积极措施进行严格监管.
（2）方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策略的成本C3 提高,则p*下降,而q*值不变,此时鞍点D（p*,q*）向左下方移动,在相图中DACB区域面积增大,系统倾向于收敛至 C（1,1）点.即在决策者群体中,采取严格监管的群体增多,意味着决策者将倾向于选择严格监管的策略,见图2（b）.值得深思的是,为何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策略的成本C3提高,系统仍旧倾向于收敛至 C（1,1）点,即：决策者选择严格监管,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选择不行动策略.将模型置身于现实实践当中不难解释这种现象.因为,自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也在多次严厉以及加强党员干部管理中表明了提高政府整体治理能力的决心.在政府政策制定中,决策者也采取了大量严格监管的行动,包括建立制度、规范环境等等.无疑,在原有管理不规范、不严格的影响下,政府采取严格监管行动的成本更高,而且需要更多的行动才能更快地提高治理能力,而这也将增加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措施的总体成本.
2.非参与者群体的路径选择
（1）当影响政策制定的行动成本C1提高,则q*下降,p*不变,此时鞍点D（p*,q*）向左下方移动,相图DACB区域面积增大,系统倾向于收敛至C（1,1）点,即在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群体中,采取不行动的群体增加,非参与者倾向于选择不行动策略,见图2（c）.
（2）当非参与者不行动时所付出的政策收益损失C2提高,则q*上升,p*不变,此时鞍点D（p*,q*）向左上方移动,相图中DAOB区域面积增大,系统倾向于收敛至O（0,0）点,即在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群体中,采取不行动的群体减少,非参与者倾向于选择行动策略,见图2（d）.
（3）方决策者采取严格监管策略建筑良好环境,非参与者选择不行动时的额外收益€%i3提高,则q*下降,p*不变,此时鞍点D（p*,q*）向左下方移动,相图DACB区域面积增大,系统倾向于收敛至C（1,1）点,即在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群体中,采取不行动的群体增加,非参与者倾向于选择不行动策略,见图2（c）.
（4）当非参与者采取行动策略获取的政策收益€%i1增加时,非参与者更加跃跃欲试,从而非参与者群体采取行动策略的会越来越多,最终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进而采取积极监管的策略.
事实上,在非参与者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大环境下,上述七项外生变量并非单独产生作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大转型期,市场化改革初期的体制并不规范,因而产生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和社会利益集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或是获取更多的、更持久的利益,这些集团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和优势直接或间接地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博弈.由于市场滞后、政府体制机构化、官僚腐败等原因,政府疏于对影响政策制定行为的监管,导致政府治理成本急速上升[10].但是,在社会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法制化国家建设走向纵深、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决心越来越大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下,即使政府采取严格监管策略的治理成本越高,党和国家也始终没有动摇加强国家治理的决心.目前,随着各项改革的全力推动,我国政府政策制定越来越科学、.
三、对策与建议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参与双方的博弈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建立科学的多方制约机制,才能保证政府政策制定的公平性和公共性.由决策者与非参与者的演化相图及其分析可知,要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党和政府必须严格监管非参与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行为,制定全面、严格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违法影响行为,使两者在选择（严格监管,不行动）的动态演绎过程中实现平衡.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非参与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主要来自利益集团.因此,在对策研究上,笔者将以利益集团为主要探讨对象.
1.对利益集团进行严格的监管——基于变量€%i1和C1的对策分析
一方面,党和政府可以通过改革利益集团登记管理制度对利益集团进行严格的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利益集团,使以利益集团为首的非参与者采取影响公共政策行动的成本C1提高,并防止其通过人情网络关系、贿赂等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途径获取有利于其集团利益发展的政策收益€%i1.另一方面,应探索将利益集团纳入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法制化路径.
一是改革利益集团登记管理制度.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化改革,人们的利益意识日益强烈,利益集团也越来越多.从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可知,目前我国共有社会组织292549个.如此庞大数量的利益集团仅靠民政部门和挂靠部门的管理远远不够.国家首先应制定明确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并在各级民政部门成立社会组织管理机构；其次,建议修改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消登记许可制和挂靠制度,实行登记备案以及自主申报年检和定期与不定期督查制,以便于对社会组织进行全面的组织管理.
二是严厉打击非法利益集团.我国利益集团中存在着众多以地区、部门为依托,借助公权力、行政性手段等形成的特殊经济利益集团以及凭借不合理的制度或转型期间政府管理缺位等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这些不符合法律法规、违背社会整体利益的利益集团,国家必须严厉打击,清除深化改革的硬骨头,防止其对公共政策的侵害.
三是对于没有注册登记的利益集团,比如公司型利益集团,或者是以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源为依托,通过结而生成的非组织化强势利益集团等,国家应持续加强党员干部管理、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并全面推进法制化建设,有效杜绝这些利益集团通过人情关系网络、贿赂等途径进行寻租.
四是探索将利益集团纳入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法制化路径.从长远来讲,只有建立程序化、法制化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因此,国家应凭借政治的治理技术和程序制定完善、明确的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法律法规,明确利益集团的政策主体地位,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2.提高政府管理利益集团的能力——基于变量€%i2和C3的对策分析
提高政府管理利益集团的能力,降低政府严格监管利益集团的成本C3,释放对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监管带来的社会效益€%i2,不仅需要政府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部门提高管理利益集团的能力.比如,政府部门要大力发挥大众媒体对利益集团监督的积极作用,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
一是加强政府自主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政府必须提高政府自主性和执政能力,对不同种类、性质的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行为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尤其是面对强势利益集团时,要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不受强势利益集团的非法渗透.同时,政府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控制和非法渗透,保护合法利益集团,扶持弱势群体和公共利益集团,严格依法管理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的行为.
二是发挥大众媒体的积极作用.作为信息的收集者和传播者,大众媒体在政府政策制定中不仅可以增加公众了解政府政策、参与政府政策、表达自身利益以及监督政府决策的机会,推动公众与政府间信任的建立,促进政治化的进程,而且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有效监督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行为,有助于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水平.同时,决策者也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加强与利益集团的交流.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利益集团与决策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减少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非法行动,有效降低政府部门管理非参与者行动的成本.
三是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利益集团虽然在政策制定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在参与政策制定中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可能导致政府政策的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功能失常,造成社会的不稳定[11] .另外,政策总是与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每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会与社会因素发生作用,受到社会政治价值观所映射的公共精神的影响.所以,政府部门应引导社会民众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和公共精神,促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既重视自身利益也关注公共利益.
3.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基于变量€%i4的对策分析
利益集团的本质是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公共政策决定着我国社会资源的分配,因此,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和争取本集团的利益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公共政策.一方面,我国尚缺乏规范的管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肆进行寻租,对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动采取流于形式的监管方式,助长了利益集团通过贿赂、人情网络关系等手段拉拢行政官员,形成利益联盟,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攫取符合本集团利益发展的政策收益.利益集团与行政官员的勾结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是我国政治腐败的主要来源,也是我国深化改革道路上的毒瘤.因此,我国必须建立完善的常态化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实行权力清单制,严格监管公共权力机关与利益集团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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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淑芳）
该文结论，此文是关于政府政策制定和决策者和演化博弈分析方面的政府政策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政府政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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