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国跨境资本管制，本文是关于我国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管制和跨境和资本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摘 要］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不断加快,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剧,短期内跨境资金流出入的压力和风险加大,对国际收支平衡冲击也愈来愈大.文章在对我国跨境资本管理的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推导和模型验证等方式深入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强度和有效性,并对当前形势下我国实现跨境资本管制的有效管理提出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跨境资本；外汇；资本管制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277
1研究背景及意义
资本管制是指政府或银行所实施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用以管理和控制资本从国内或国外资本账户的流进或流出.资本管制的实施对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平衡施加影响,同时也通过汇率、利率等因素的作用对整个宏观调控产生深远影响.历史经验表明,特定历史时期的资本管制对消除经济中存在的扭曲因素、增强货币政策效果和实现经济稳健发展都是必要的.2009年至2015年6月期间,中国逐步取消了资本项下直接投资、外债和跨境担保等领域全部或绝大部分行政审批,资本项下行政许可由59个子项目减少至12个子项,下降80%,资本项下外汇管理方式由过去以行政审批为主转向以登记为主,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重大进展,从而基本实现可兑换.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和必由之路,但从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稳健发展出发,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不再等同于自由放任的观点,支持从流入和流出两个维度根据经济体的现状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较严的资本管制走向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正确评估这一时期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不仅是对改革历史的总结,更是为下一步在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中如何有效防范风险提供借鉴和参考.
2中国资本管制强度测量
国际上测量资本管制强度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跨国贸易投资管制政策进行直接评估的约束性测量法,也被称作直接分析法；另一种是通过模型检验(包括储蓄投资相关性模型和利率平价模型等)确定管制强度的开放型测量法,也被称作间接分析法.第二种方法原理由于和检验资本管制有效性的模型原理较为相似,都是从政策效果出发通过相关性分析而分别测算资本管制强度和资本管制有效性,而这种相关性易于受到太多外生经济变量影响.我们认为第二种方法实际上是混淆了资本管制强度和资本管制有效性这两个概念,资本管制强度是对政府政策和执行力度所做的单方面测量和评估,而资本管制有效性是对市场主体行为政府主体行为相互作用结果的测量和计算,不应该混为一谈.故笔者在文章中主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即约束性测量法来对中国资本管制强度进行测算和评估.
国外学者常用的约束性测量法的基础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发布的《汇率安排及外汇管制年报》,其涵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信息.其关于资本项下分类共有包括货币市场工具、资本市场证券、衍生品交易等在内的13项内容.中国对本国资本项目的分类有所不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9年12月发布了《外汇管理概览》,根据该书的分类,当前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内容分为以下三个大类,分别是直接投资管理、信贷业务管理和证券投资管理,在这三个大类下面,又包含外商直接投资管理、股票直接投资管理、外债管理等7个小类.
通过直接分析法测量资本管制强度首先要确定指标项目,再对每一项指标进行评估打分,然后再汇总平均.文章在综合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汇率安排及外汇管制年报》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出版的《外汇管理概览》分类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确立了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外债及对外担保(包括借入外债和对外放款)、证券市场投资(包括股票及债权市场)、其他投资(包括个人项下、不动产、衍生品等其他资本项目)四个评估子项,每个项目有分别按流入和流出两个方向进行评估,每一项分值区间为0至100,0分为完全无管制,100分为完全管制.由于本文采用时间序列评估1994年至2015年22年间的管制强度变化,考虑到1994年前资本项目可兑换已经起步,但开放的程度不高,故将1993年的管制强度确定为80,以后每一年如政策有一项加强,则视政策的力度增加5分或15分,反之则减少5分或15分.因为证券市场投资项目和其他投资在2000年几乎没有开放,故对这两个项目在2000年前的数据就不予打分,也不计入权重.直接分析法的难点就在于为每一个强度赋值,由于赋值主观性较大,为了增加评分的科学性,我们在这里采用专家评分法,通过对每年的主要政策变化进行整理分类(见下表),选取了十位专家分别在对历年各项政策调整进行评估和打分,最后汇总平均就得出了中国1994年至2015年资本管制强度评分表.
将这22年的资本管制强度得分和资本金融账户收支差额放在图1中,可以看出资本管制强度得分和资本金融账户收支差额的一个总体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资本金融账户收支差额从1994年开始先保持小幅增长,但在1997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下降,在1998年达到最低点,后稳步增长,在2004年超过1000亿美元后,有所下跌,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达到一个相对低点,后因为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资本金融账户收支差额迅速增长,并在2010年达到一个相对高点,2010年后,资本金融账户收支波动加剧,在2012年甚至出现318亿美元逆差,但在2013年创造了3262亿美元顺差,为历年最高,随后快速下滑,并在2015年创下逆差1424亿美元的逆差.与之对应的是,对资本流入管制强度从1994年开始随着资本流入增加略有增高,从1996年开始下降,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下降幅度加大,并随着资本金融账户收支顺差稳步增加在2003年至2005年达到一个阶段性底部,后出于打击套利资本,防范“热钱”涌入的目的,资本流入管制强度有所增强,并在2010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随后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资本流入管制强度有所下降.对资本流出管制强度走势则有所不同,从1994年开始保持了4年平稳,后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爆发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资本流出管制强度迅速加大,并在1999年和2000年间达到峰值,而后随着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管制强度不断降低,对流出管制放松步伐明显快于对流入的管制.
3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评估
影响资本管制措施达到预定目标的因素很多,其中对外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套利空间的存在都是影响管制效力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投机套利成本规避资本管制的可能性越大,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也就越低.文章将结合中国外汇管理改革的进程,运用“储蓄—投资相关法”、从储蓄投资角度对近三十年期间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估.
“投资—储蓄相关法”是基于实体经济中投资与储蓄间的相关性对资本管制有效性进行检验.Feldstein和 Horioka(1980)提出通过研究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来衡量资本流动程度,该分析方法被称为“投资—储蓄相关法”(或称为F—H模型).其核心思想是：若资本流动受到控制,外国资本无法进入,则国内投资完全依赖于国内储蓄,则一国的储蓄与投资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若资本允许自由流动,外国资本可以进入或本国资本可以流出,则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将大大降低.据此,笔者提出假设1：若存在有效的资本管制,一国的储蓄与投资间存在正相关.
3.1数据描述和单位根检验
文章以1985—2014年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图2)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其中,储蓄率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增加额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投资率指资本形成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储蓄率与投资率均为非平稳序列,且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即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变动率具有平稳性.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储蓄率变动率是投资率变动率的格兰杰原因,而投资率变动率对储蓄率变动率不存在显著影响.
3.2模型构建
进一步考察投资率与储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本节使用Jansen(2000)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检验.模型如下：
ΔIRt等于α0+α1ΔSRt+α2（SRt-1-IRt-1）+α3SRt-1+εt
其中,系数α1可用以测度短期资本流动性,它反映了当期储蓄每发生单位变动,对当期投资的影响程度.系数α2可用以测度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若系数α2显著不为零,表明储蓄和投资存在协整关系,反映了当期投资对上一期偏离长期均衡的响应速度.
回归结果如下:
ΔIRt等于-0.054+1.00ΔSRt-0.36（SRt-1-IRt-1）+0.14SRt-1+εt
3.3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中相关系数,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回归系数α1等于1.00且非常显著,表明当在其他条件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当期储蓄率每发生1个单位变动,就会造成当期投资率同样单位的变动.回归系数α2等于-0.36,表明如果上一期储蓄和投资每发生单位偏离,则当期投资发生0.36个单位调整.α1>α2,短期效应显著强于长期效应,说明在样本观测期内,资本流动性在短期内较弱,而在长期则会增强.这表明了中国资本管制在短期内有效性较强,在长期内则会减弱.
4政策建议
4.1资本管制虽然不能作为长期性的常态化措施,但是可以成为特殊时期应对风险的重要手段
“投资—储蓄”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以及外汇管理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资本管制的强度正逐渐减弱.虽然从长期来看资本管制的效果是减弱的,不能作为常态化的调控手段或措施,但是如果是短期内作为应对突发风险的手段和措施,资本管制仍然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管理手段.
4.2加强风险预警机制和体系建设,增强政策调控的及时性和科学性
从长期、有效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来看,加强风险预警,增强政策调控的及时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要加强各监管部门的有效信息沟通和政策配合,避免信息不对称和政策矛盾,要加强实时监测,提高预警能力并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预警体系.
4.3推行中国版托宾税,采用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本有序流动
由于资本管制往往采取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更适宜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风险应对措施,因此,从长期来看必须选取更为市场化的间接管理手段才更为有效.而实施托宾税作为一种间接管理手段,应当成为今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主要选择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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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伟(1977—),男,重庆人,中级经济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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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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