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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1 年之内,上海五家重要的民营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就被国民政府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吞并,变为“国有”银行.
一次密谈
1933 年11 月,被誉为“哈哈先生”的孔祥熙正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走向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刚好53 岁.
当时,一心一意要“围剿”红军,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为此他动用了100万兵力、200 架飞机,规模越打越大.军费无限制地膨胀,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跟着连年增长.
孔祥熙上任后,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讨论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再发行一亿元新公债.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推销公债.还算顺利,公债发行后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得到了充足的“围剿”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但这种“双赢”却坑害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一场更大的危机就此埋下了祸根.
滥发债券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祸根.以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为首的江浙财团银行家其实都意识到这样一个潜在的危机：当银行用大量的存款去购买政府债券时,一旦有大量的存户来提就麻烦了.因此,南京政府规定公债可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金,也就是说当银行钞票不够了,可以用公债作为保证准备金开动印钞机.问题是,一旦银行里有更多的钞票后,政府又来借款,借空了再印钞票,如此恶性循环,通货膨胀就来了.
1935 年,全国各地钱庄倒闭在百家以上,银行倒闭11 家,然而公债市场依然疯狂炒作,表面上假性繁荣,实则大危已经临头了.
张嘉璈更早就察觉到这一危机,在他领导下,中国银行的营业方针开始转变,公债持有量逐渐减少,并开始转移其部分资金作为内地农村的放款.它持有的有价证券由1931 年的7200 万元下降到1934 年的2540 万元,下降了60% 之多.
看见金融界的领头羊这样做,江浙财团其他银行家也跟着抵制接受更多公债,这一来对南京政府发行债券造成了很大威胁.
于是,孔祥熙通过颁布《储蓄银行法》,强行规定银行必须以1/4 的存款购买公债或有价证券,将此存入银行特设账户作储备用,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孔还以政府的名义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 元以上存款储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以便摊派公债之方便,这更引起银行家们的极度不满.
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成了公开、激烈的对立冲突.
当上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明白光凭银行的实力,难以成为的“钱袋”.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国有化”.
1935 年2 月28 日,、孔祥熙、宋子文三人在汉口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
和孔祥熙事先商量好了,两人共同的意见是,当下金融恐慌与经济困境,其根源就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很多银行搞独立.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大家,阳奉阴违,不能听命于,不与搞彻底的合作,这是症结所在.
多年来,中国银行与南京政府的合作一直磕磕碰碰,尤其是那个张嘉璈牛得很,中国银行董事会里又都是江浙财团的人.所以,像张嘉璈这样不能与彻底合作的人,必须完全脱离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董事会也应该改组.一旦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拿下,江浙财团也就不成气候了.
把孔祥熙的计划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宋子文,并承诺改组后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由宋来负责管理.
宋子文心里明白蒋、孔两人早已经商量好了,不答应也要答应.虽然跟和孔祥熙都有矛盾,但是,他同时也很清楚,他和、孔祥熙已经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可谓是“一荣倶荣,一损俱损”,于是便满口答应.
空手套白狼
1935 年,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兼并拉开帷幕.
这时,国内爆发了一场白银风潮,白银大量外流,银根奇紧,商人们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大批银行、钱庄倒闭,几百家商店关门,众多工厂停工、半停工.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两边的店铺悬挂了“大廉价”、“大拍卖”的条幅.
孔祥熙利用危机,先造舆论.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强调说：“眼下贷款难,银根紧,利率高,都是那些银行造成的.”
孔祥熙又找到杜月笙,拿出的亲笔信,让杜月笙给他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2 月13 日,孔祥熙出面邀请上海工商界大佬们开会,商议如何应对经济萧条.会上,他突然建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联合起来组成财团,这样整个实业界的贷款问题就可以解决.
孔祥熙成功地造成了这样的舆论：中国实业家之所以贷款无门,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交通两行不合作.解决的办法,就是增资改组这两家银行,使其听命银行,那么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也可降低.这一说法被渴望得到贷款的上海工商业老板们接受,并盼望早日实现.
孔祥熙看到时机已到,决定拿下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3 月27 日,兼并的消息传来.3 月28 日孔祥熙出手,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由于资金严重不足,无法正常运行,现由政府加入资金,补充股份,以使其正常运行,以拯救工商业之发展.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 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 万元.随文发给24 年金融公债2500 万元预约券5 张,仰即填具2500 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的命令,除资本额外,其他内容均与上文大体相同.
面对这样的电文,江浙财团各家银行的董事及大小经理们都目瞪口呆！
财政部拨付的官股并不是现银,而是靠政府权力发行的公债券.孔祥熙不拨一分一文,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就让官家一下子成了两家银行的绝对控股大股东.银行账面上资金虽然增加,但库存的现银依然如故.
张嘉璈在知道财政部要发行公债增加中国银行官股后, 自知无法完全抵制,就发急电请在外视察的中国银行常务董事陈光甫火速赶回上海,向孔祥熙申述股东们的要求.陈光甫与孔祥熙同属留美学生组织的兄弟会,私交甚好.但孔祥熙仅在股本结构上稍做让步,“股本总额4000 万元,官商各半”.
张嘉璈又厚着脸找到宋子文.面对这位老资格的银行家,宋子文干脆地告诉他,让他立刻离开中国银行是的意思.那话里分明夹着几分得意.
张嘉璈不得不告诉董事会,这是政府既定政策,银行再强硬也不能与政府对立,他本人已决定辞职,请各位董事谅解,等等.
紧接着,孔祥熙再出狠招,4 月1 日,宣布免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及董事长李铭的现职,并由宋子文兼任两职；给张嘉璈只留了一个董事和银行第二副总裁的位子.但根据中国银行的章程,这两个职务的任免,需由中国银行董事会集体决议,孔祥熙其实根本没有任命的权限.
无论张嘉璈还是外人都明白,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银行早已为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牢牢把持.张嘉璈自然无法接受,便以“疲惫”为由,拒不上任.
4 月20 日,交通银行也召开了股东大会,会上孔祥熙的一些亲信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官股常务董事.
短短一个月内,中国两家最大的民营商业银行就这样被孔祥熙空手套白狼,圈进了官僚资本集团.
一周吞三行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的手又伸向了上海另外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
孔祥熙命令国民政府财政部秘密调查了12 家银行的钞票发行数额,发现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钞票发行数额准备金严重不足,大大超越了警戒线.
孔祥熙就像一头闻到味的饿狼,立即向这三家银行出手.
孔祥熙授意杜月笙,让他的门徒散布谣言,说这些银行将要倒闭,它们发行的钞票将成为一张废纸.老百姓疯狂地涌向银行,见来兑换的人越多,就越是相信银行真要倒闭,挤兑越来越严重.孔祥熙又通过政府向这些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限期兑换钞票,以稳定金融、稳定社会,结果可想而知.
第一个目标是中国实业银行.这家银行的钞票发行之滥大大超过了警戒线,1934 年发行额达到4350 万元,占存款总额的70%,而相对稳健的银行两者之间的比例应是1:10.加上中国实业银行总体效益不佳,挤兑风潮之下,总经理刘晦之撑不住了.刘一向心高气傲,又是晚清官僚的后代,与国民党人没有什么关系,只能任孔祥熙对中国实业银行下手.
1935 年6 月1 日,刘晦之称病辞职.接着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建立于1908 年,开在上海江西路口43 号.
孙衡甫接收之时正是此银行自1908 年创办以来业务最惨淡的时期.为了吸收银行存款,孙衡甫除了四处兜揽存款,还办了四明商业储蓄所,花样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
由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资金大量投入房地产和有价证券,1929 年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逐渐显得资金呆滞,周转不灵.
1935 年夏,银行在孔祥熙指使下分批派人拿着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钞票去挤兑,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却没有那么多银元兑现,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困难.
孔祥熙要求孙衡甫退出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最后经旁人从中周旋,孙在6 月2 日以生病为由辞去总经理一职,由叶琢堂继任作为过渡.后来孔祥熙以银行股本不抵欠款为由,取消了孙衡甫的董事资格,又将其所持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股票以一五折折后抵偿所借欠款.孙衡甫数十年心血换得的股票被孔祥熙轻轻一笔勾销,孙衡甫愤怒至极又苦于控告无门,无法承受这一突然打击,最终于1944 年1 月24 日含恨病逝.
最后,中国通商银行也落入孔祥熙的手中.中国通商银行由晚清巨商盛宣怀创办于1897 年11 月.盛宣怀死后,该行由傅筱庵接管.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1935 年各家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机会也就来了.
傅筱庵担心孔祥熙要对通商银行下手,就乞求杜月笙与张啸林向孔祥熙疏通.此时的中国通商银行有三个软肋：
一是呆滞放款比重大.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 万元,其中26 个大户的呆滞放款达1276 万元,占总数的57%.呆账把中国通商银行架空了.
二是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耗资1000 万元在上海福州路、江西路处自建了一座“中国通商银行大厦”.大厦已建筑就绪,但头寸吃紧,傅筱庵以某些地方不合格为借口,托词拒付,以致一批包工者在总行大门口坐讨,声势浩大,引起外界舆论哗然.
三是滥发钞票.1934 年,该行钞票发行额达到2919 万元,而存款仅2281 万元.这也是通商银行的致命伤.一旦发生挤兑,中国通商银行就彻底完蛋.
对于傅筱庵的请求,杜、张表面上一口答应.但过了端午节,挤兑风潮爆发,傅筱庵虽四处奔走,多方筹划,仍不能摆脱危境,不得已决定将通商银行大厦出售以维持局面.杜月笙与张啸林将此事转告孔祥熙,孔就让宋子良出面收购了这所大厦.宋子良连夜动工把大厦上的金字更换为“建设大楼”,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沸沸扬扬.
孔祥熙再出一计,通知银行和宋子良,将购置通商银行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通商银行对银行的欠款.这下让傅筱庵方寸大乱,他原本打算以这笔款项来应付挤兑的.傅筱庵也顾不上颜面跑到财政部次长徐堪家下跪苦苦哀求.与此同时,杜月笙暗中指使门徒向外放出通商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存户纷纷涌来提款.
告贷无门,山穷水尽,傅筱庵撑不下去了,只好走进孔祥熙的圈套,向财政部交出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孔祥熙早已部署就绪,授意通商银行常务董事杜月笙出面维持,决定、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各拨款100 万元解决通商银行的危机.
猎物到手,杜月笙转过来指使手下去中国通商银行排队存款.这样,挤兑风潮一变而成排队存款,一场风潮宣告平息.
6 月7 日,中国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杜月笙当选为董事长,傅筱庵只有一个常务董事的位子.
就这样,一周之内,孔祥熙以空手道吞吃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三家商业银行,将之转变为官家银行.
当时,中国通商银行存股52.5 万元,中国实业银行52.611 万元,四明商业储蓄银行33.75 万元,财政部分别向三家银行加入官股347.5 万元,347.389 万元,366.25 万元,三行总资本各合成400 万元.
与拿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一样,财政部也并未向这三家银行注入,不过是送来“金融公债预约券”若干,不花分文,就将三家银行收入囊中.
孔祥熙再接再厉,对中国金融界最重要的社团组织——上海银行公会实行改选,杜月笙、宋子良、唐寿民等人被选为理事,上海滩黑社会老大竟然坐镇银行公会了.
半年之内,孔祥熙利用经济危机的“大好机遇”,一举收编上海五大民营银行.中国金融格局乾坤大转移,国有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 猛增到72.8%.
从此,上海滩私营银行家呼风唤雨的时代也就过去了.
（摘自凤凰出版社《押宝》 作者：谢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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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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