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苏双碧：我在光明日报社干了不少大事，本文是报社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和苏双碧和光明日报和大事类论文范文检索.
杨西光当政,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1974 年我正好40 岁,从北京大学调到光明日报社.最初两年也就是“”垮台以前,基本上没做什么事.《光明日报》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垮台以后,杨西光当政,他是一个政治家, 政治家办报,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份,很了不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明日报》对理论部是很重视的,理论水平较高的人都调到理论部来了,全部将近三十个人.那时社会上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光明日报》有关系,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记得报纸出来的当天,有一位老同志把我叫去说,最好不要发表意见.我说,你不同意？他说不是不同意,是太厉害了.不仅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经济领域的一些争论,包括自留地、自由市场……许多重大话题、许多大文章都是从《光明日报》出去的.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前后我是搞历史的,跟吴晗、邓拓、廖沫沙比较熟.“”前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是会长,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好些事都让我办,他拍板.“”一来,吴晗受冲击,很自然的就把我牵扯在里面了.我虽然是小萝卜头、小干部,但是逃脱不了,被扣上“反党急先锋”的帽子.批斗了11 次以后,就把你撂在一边不管了,每天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来,我倒很自由.但是不服气,总想有朝一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给写了一封信,投诉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吴德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在信中说明了几条理由.信是我自己送到中南海西门去的.
这种事情一般说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可过了十多天,市委书记李雪峰派了市委宣传部长李立功、副部长白涛两个人来找我.他们对我说,你给的信,雪峰同志看到了,他让我们来看看你.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我们回去汇报一下,由雪峰书记来决定.
第二天一上班,李雪峰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雪峰同志让你到他那里去一下,我就去了.到了那儿,看到李雪峰、吴德、池必卿、马力等市委4 个书记都在.李雪峰讲了几句话,说你的情况我们没有具体掌握,让你受委屈了.把你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很抱歉.
吴德拉着我说,市委给你平反,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做了些检讨,然后让马力具体解决我的问题.马力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个要求是在什么范围批我,就在什么范围宣布为我平反.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事情了结以后,我回市委党校,因为史学会就在市委党校.马力说这些他个人都同意,但要研究一下.
就这样,我的问题平反了.
为什么现在讲这些事呢？这些事与我后来在光明日报社积极地想写文章为吴晗的《海瑞罢官》平反有关系.我不相信吴晗、邓拓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1978 年春夏之交,我到芜湖参加史学问题讨论会.一天晚上,好几位大学教授跑到我房间来,他们问我,吴晗能不能平反？他们认为报社记者消息要灵通一点儿,想听听有没有消息.另外一个是我跟吴晗在一块工作了好几年,后来批吴晗批邓拓的写作班子我又不得不参加,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了解一些内情的.大家问了一通,说如果吴晗《海瑞罢官》不平反,知识分子心难平.
在芜湖开完会回到北京,我想做这个工作,却无从下手.当时,“”还不能否定,替吴晗这些人平反自然也不行.
9 月份,我到兰州开史学问题讨论会,又有一些大学的教授跑来找我,要我呼吁一下,替吴晗他们平反.正好黎澍也参加这个会,住在我斜对面.黎澍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我去找他说,组织一篇文章替吴晗平反,行不行？他很赞成,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
我们约好,回北京后就做这件事.在兰州开完会,黎澍回北京了,我又去了新疆、青海等地采访,回到北京已过了国庆节.我就赶快跑到黎澍家里,想商量一下这件事怎么搞.黎澍说,此事非常难,找了几个大手笔都拒绝了,都不写,其中有一个提出,如果当时批吴晗的背景能够讲得比较清楚,我就写.黎澍说,知道背景的人有谁啊,最了解的是彭真,但现在不知彭真住在哪里.后来通过刘少奇的女儿了解到,彭真住在陕西商洛地区地委招待所.黎澍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马上叫社科院近代史所买了两张飞机票,让我和近代史所的陈铁健一块去找彭真.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当天晚上,陕西省委来电话,说彭真的问题还没解决,不好谈.这样我们只得作罢.找不到作者,我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写呢,批吴晗、批“三家村”那些过程我都参加了,比较熟悉情况.但是,这个事情毕竟太大了,得和领导通气,领导同意了才写,不同意你写了也不能用.当时杨西光正在开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在楼道碰到他,我就跟他说,准备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可以呀,批姚文元总可以吧,批姚文元总没有错,为吴晗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既然他赞成,我就去找当时负责理论部的马沛文同志,马沛文也很赞成,最后他说,你把其他工作都停下来,把这篇文章赶一赶.
我花两天半时间,写出《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概有七八千字,交给了马沛文.第二天早晨他一上班,就对我说,基调可以,同意这些观点.他又把文章拿给报社第二把手殷参同志看,殷参也同意这些观点.马沛文让我赶快打出清样来,并要求绝对保密.当时报社外面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在北京,如果消息传出去,有人捅你一下,这篇文章就出不去了.文章写出来的第三天,即1978年11 月15 日,由殷参签发,在《光明日报》第三版整版刊出.刊登后影响很大,世界十几个大通讯社都转发了消息和评论.香港的几个报纸还发表社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单行本.
为什么这篇文章反响那么大呢？一是这篇文章成为批判“”的开始.因为,批姚文元的文章就等于批“”,姚文元可以批了,“”也就可以批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后台.文章登出去以后,上海开了几次座谈会,头两次都好说,是揭发批判姚文元他们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第三天,大家就不满足了,说要揪后台,后台是谁？于是,谁也不敢再深说,讨论也没有办法再继续.
文章登出后,收到一百多封来信与电话,大部分都是“”时受过迫害的老教授和老知识分子打来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吴泽说,这是史学界的《于无声处》.著名导演谢晋看过文章以后哭了.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打电话来说,要是吴晗能活到这一天那该多好啊.国外的评论很多,说这是政权最惊人的一步.反对的不太多,我记得在湖南那边反对的声音比较多一点,还有什么地方的几封信说,批彭德怀是对的,你这篇文章公开替彭德怀翻案,这还了得.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大都是匿名信,用的假名字.这篇文章刊发以后,为了了解北京的动态,上海《文汇报》总编坐飞机赶到北京,可谁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类似的文章再发表.
那时管宣传的是汪东兴同志,他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也不跟我们打一下招呼就发出去了.我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北京日报》等几家报纸要转载,都排出清样了,因为上头有人说了话,也不敢登了.对汪东兴说的话,社会上大多不以为然,这方面的座谈会还继续在搞.杨西光开会回来后对我说,文章的观点大家都是同意的,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感觉太厉害了一点儿.可他琢磨了一下又说,实际上也是一个大阴谋.他在开会,有人提出了这个意见,他回来转达一下.
1 月份,新华社发了一个报道,用了我文章里“姚文元他们搞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的提法做标题,再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大年三十赶写《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1979 年过了1 月份就准备过春节了.大年三十的上午,马沛文到办公室来说,如果要有一篇为“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登在大年初一的报纸上,是对读者最好的拜年.一看时间,明天就是初一了,哪还来得及啊！理论部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感觉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时间太紧.马沛文还是坚持希望有篇文章,要我来写.
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都想多干一点儿事,都想在批“”的问题上多出点儿力.从个人来说,为“三家村”平反我也愿意写,就是时间太紧.
议论了一下文章的思路,理论部的几个同事就回家过年了,我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写,马沛文坐在一旁等着,我写几页,他就拿走几页到印厂去排.到最后写完、排完已是晚上七点.马沛文说,我们先回家吃年夜饭吧,九点再回到办公室来.九点钟我们又回到办公室,一边改一边核对材料,一遍又一遍.最后报纸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马沛文拿了两份报纸,我拿了两份报纸,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为遇罗克平反
我写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话：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大快人心.
1978 年冬季的一天晚上,遇罗克的母亲就拿着有这段话的报纸,跑到我家里来了.她说,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给他平反了,我那孩子是老百姓,也是“”当中被迫害死的,他的事你管不管？
第二天到报社,我就找了马沛文,我说有这样一个案子,我认为有问题,可以去看看材料.马沛文同意了.我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大体翻了一下遇罗克的卷宗,看了判决书,断定这是一个错案.第二天找了理论部的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块儿去看了两天材料.
我记得审问记录是24 卷,堆起来有半人多高.后来, 我给市局写了一封信,落款盖了光明日报社社章,信的大致内容是本报派记者调查了遇罗克案子,认为是冤假错案,建议给予平反.
市局很重视,审理后给遇罗克平了反.我认为应该写一篇大文章,把遇罗克这件冤案公布一下,就动笔写了一篇.写好后,没有拿出去登也没有给报社.当时,北京出版社办了一个《新时期》杂志,主编认得我,向我要稿子,我就把这篇稿子给了他,他很快就登出来了.《北京日报》得知,也把稿件要去,于1980 年7 月5 日在《北京日报》重新发表出来.光明日报这边,马沛文组织王晨、张天来同志也在写为遇罗克平反的文章,可我根本不知道,要是《光明日报》那篇先登出来,我就不一定发表了,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人写就可以了.马沛文没与我通气,可能是觉得我写理论文章可以,写大通讯不一定是专长.
有一次王晨看到我还讲了这个事.他说,也没有人告诉他, 谁在研究这个案子.那个案子带有一点政治性,遇罗克讲过几句对不尊重的话.所以后来为遇罗克平反时有一种意见,说,遇罗克有错误言论,要不要留一个尾巴.人大常委王汉斌说,人都死了,还要留什么尾巴？
那时《光明日报》在史学界很吃香
那一时期,《光明日报》登了不少重要理论文章,对史学界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史学界是很吃香的.我到上海去开会,上海华东师大请我去给教师讲一讲史学界的情况.讲完,江苏师范学院请我到他们那边去讲.那边还没讲呢,南京大学、南京师院又来请我去讲,说他们已经发通知了,不去不行.就是说,《光明日报》的一个普通记者,介绍一下史学界的情况都被那么重视,从上海到苏州,到南京,到徐州,到连云港,到枣庄,到济南,一路上讲了七八次.最初我不大愿意讲,后来想还是讲,因为对思想解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报社、对社会都有一定好处.我于1974 年到光明日报社,1988 年离开,那14 年是《光明日报》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时候.
( 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我们的光明之路：< 光明日报>65 年口述实录》 本文口述：苏双碧 本文整理：庄建）
言而总之:本文论述了关于报社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苏双碧和光明日报和大事相关报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苏世民：投资首要关注结果 “只有不断的创新才不会被淘汰 ”这是黑石集团(TheBlackStone Group) 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
2、 良心老板李双举：陪员工父母看世界 发福利就要发到员工的心坎里,孝敬父母就要孝敬在心窝里 他也拍板决定,以后每逢过春节,都要把员工的父母请来吃团圆饭、发红包,只要经济条件允许,还带着他们看世界 张 亮 祝海霞如果你是一个小老板,你愿.
3、 我在光明日报社那些事儿 □ 苏双碧 口述 庄建 整理杨西光当政,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1974年我正好40岁,从北京大学调到光明日报社 最初两年也就是“”垮台以前,基本上没做什么事 光明日报 最辉煌的时候.
4、 从洋务学堂到双一流：津冀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交融、分野和协同 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也进入全面推进和落实的关键时期,高……教育协同发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备受关注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
5、 苏雪林：有时自省有时狂 自嘲为“粗制滥造品”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里,苏雪林（1897—1999）是饶富特色的一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被并称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