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互文性视阈下中国民族历史资源的现代性改编以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为例，本文是资源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互文性视阈和《狄仁杰》和现代性类论文范文检索.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如滔滔长河,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一直以来,中国的影视艺术创作致力于将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视野相融合,在开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并为大众献上了一道道精美的视觉与精神盛宴.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被译为“文本间性”“文本交互性”）是个基于“主体间性”而引申出来的文化学和文艺学概念,通常被用来指称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相互渗透的关系,或者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而向其他文本进行扩散性影响.该理论认为,任何一部作品里的符号都与未在作品里出现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文本都与别的文本相交织,都是对过去或现在的其他文本的重新组织.[1]“互文性”理论为影视改编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即社会历史本身是一个大文本,中国民族历史资源的现代性改编是对社会历史文本的阅读结果.从而揭示出了创作活动内部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和复杂而深广的社会历史含义.
有“老怪”之称的徐克一向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大胆创新闻名于华语影坛.《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下面简称《通天帝国》）与《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下面简称《神都龙王》）,两部《狄仁杰》系列电影, 融合了古装、宫廷、侦探、武侠和玄幻元素,成就了近10 亿的票房,也斩获了金马奖与金像奖等多项荣誉,成为徐克北上以来电影的代表作.最近,《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于2018年暑期档上映的消息一经公布,便在网络上引起热议,显示出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综合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 徐克的《狄仁杰》系列在近年的*中均属重要作品.因此,本文结合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从互文性的角度来分析电影艺术改编中国民族历史资源的具体情形.
一、传统精神价值的攫取
互文性否定了作品的原创说法,认为任何语篇都是拼凑成的.每一个创作者都依靠互文性来构建与展示自己的内涵,小说和电影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作家和导演对社会和历史的注脚.[2]在电影艺术对中国民族历史资源的改编中,主要表现为撷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价值.徐克在采访中曾提起,“小时候长大的过程里,有很多关于东方侦探故事的情节、气氛.比如我们看福尔摩斯,对伦敦都有某种很明显的印象,看狄仁杰,对中国古代唐朝就有很深刻的感觉,我觉得是作为观众的好奇跟天性的吸引力.” 这表明,徐克在创作《狄仁杰》系列的过程中已经下意识地在不断挖掘自己记忆中的前文本,寻求自己阅读记忆中对于大唐精神文化内核的理解.综合《通天帝国》与《神都龙王》两部影片,可以从中发现一以贯之的多元并包的民族融合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这两种精神涌动在中华民族最深层的血脉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
《狄仁杰》系列电影的叙事背景都设定在盛唐时国际化大都市——洛阳,从恢宏场景到微小细节都暗含了导演对唐朝时期开放包容的民族气概的赞叹与歆羡.大到《通天帝国》开场时大秦国使阿巴斯将军初识的洛阳景观——络绎不绝的胡人街市、来自古印度的大象和商队,小到《神都龙王》中几位主人公名字的设定——沙陀表明是突厥人、尉迟是鲜卑姓氏,或者是《通天帝国》中武则天深夜赶往无极观阻止狄仁杰所着的胡服胡帽等服饰细节,无不勾勒出盛唐时包罗万象的宏大景象,彰显民族平等与融合的中华民族精神.
《通天帝国》与《神都龙王》在塑造人物方面分别展现了狄仁杰中年之际和初入仕途之时的不同精神面貌,然而二者始终如一的精神内核则是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通天帝国》中狄仁杰身陷囹圄却坚持阅读奏折,虽然不支持武后登基,却在了解武后的为人、治世之后冒死相救；《神都龙王》中狄仁杰被上司怀疑之时脑中只有救人追凶,在追踪调查之际考虑的是百姓安危,个人生死始终是置之度外的.这种心系国家、立德立言的士大夫传统是徐克版狄仁杰的精神动力,也是狄仁杰身上最闪光的特质.
兼容并包的民族融合盛象是徐克对唐朝的阅读印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恰是徐克与历史文本对话之后作为读者的共鸣.徐克的《狄仁杰》系列随处可见导演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思考与内化,也证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历久弥新的创造力.
二、历史故事资源的运用
互文性是可以以文学所特有的方式增强语言和主体地位的一个扬弃的复杂过程,一个为了创造新文本而对旧文本加以重组和否定的过程.[3]英国电影学者苏珊·海沃德曾说：“文学改编成电影是从电影诞生那一刻起便开始建立的传统.”[4]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经史子集、小说传奇、歌谣传说成为电影改编取之不尽的宝库.
作为唐代武周时期的重要宰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狄仁杰可谓流芳千古,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丰富多彩的书写.从明代戏曲《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到清代公案小说《狄公案》,不仅狄仁杰清廉执政的父母官形象得到再现与强化,其推理缜密、屡破奇案的“神探”形象也渐趋形成.而在外国作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中,狄仁杰更像是东方的福尔摩斯,会武功且好在案发现场寻求证据、讲理,同时也扮演着一位除恶扬善的骑士角色.
在互文本的否定性生成的过程中, 新文本对前文本进行重写和改造, 新文本生成又产生了其特有的含义.肯定一些文本的同时也否定了另一些文本, 这是主体所具有的解构前文本话语的互文性功能.[5]徐克亦否定了高罗佩,狄仁杰在他的创作中不是具有骑士精神的西方侦探,而是一个智勇双全、极富个人魅力的英雄.比起高罗佩小说中的狄仁杰,徐克电影中的狄仁杰更多了道家的洒脱与超然,也多了一些英雄的悲怆与无奈.这一点在《通天帝国》的结尾处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狄仁杰于鬼市中仰天长叹,“天意昭迥,吾意独行；天地虽不容我,心安即是归处.”这句话虽然宽恕且旷达,但是狄仁杰揭开真相的同时落得永不见天日的结果何尝不是一个悲剧.同时,徐克丰富了狄仁杰的幽默感,通过狄仁杰戏谑和调侃的戏份来表达其傲视最高权力的气魄,颇具当代年轻人的性格.在情节设置方面也展现了徐克对高罗佩的否定,摒弃封建时代的案件套路,运用电脑 CG 技术虚拟搭建海战场景和蝙蝠岛全景等,利用高科技形成的景象奇观完成对主人公的障碍设置.
这些都是小说中不存在的,却是电影创作表达的需要.徐克通过对前人的否定,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重塑上注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感悟,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再创造,无论徐克还是高罗佩,在对前文本的改造过程中,都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否定生成了前文本所不具备的主体意义,因此大大扩大了作品《狄仁杰》系列的意蕴空间,使历史故事资源有了现代指向与新的生命力.
三、民族文化符号的创新
对于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来说,其民族历史资源不仅体现在道德理念和思想哲理上,体现在历史人物与事件所构成的传奇故事之中,也体现在那些特有的,甚至是国家形象象征的文化符号之中.后者也为影视改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例如,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富有创造力的历史建筑,乃至服饰与烹饪,它们也是中国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正是因为这些“文化符号”具有独特的景物造型、意向指称及神话色彩,很多影视剧导演将目光投射到这些方面,并创作出别具风格的艺术作品.
在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中,高六十六丈的女佛像作为主要意义能指,在《通天帝国》里出现多次,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影片中的“重要”角色.“通天浮屠”的创意大概来源于天册万岁元年（696年）三月,武则天重建明堂,改名为“通天宫”.[6]在徐克的创作世界中,历史的真实似乎并不重要,相反他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来重新塑造一个带有徐克烙印的神秘的历史时空.这一历史时空的成功建构,依赖于导演对历史元素与现实元素的灵活驾驭,通过合理的想象力将二者统一于电影造型中.徐克大玩视觉奇观,将大唐的帝国气势与武则天的威压外化为通天浮屠造型,成为《狄仁杰》系列的象征符号之一,被观众牢牢铭记,也具备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功能.通过它,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徐克所理解的武则天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大唐无与伦比的鼎盛与先进.
除了此类视觉奇观外,《狄仁杰》系列还通过文白夹杂的台词、发型的设计、器物的文字花纹等完成历史的回归与复原.在影视艺术创作中,电影文本从互文性的角度可以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并借由这种阐释激活文本的深层次内涵,从而使读者能以更深邃的目光洞悉创作者的苦心,领略文本的深刻魅力.
徐克根据想象与现实需要,从民族历史资源中提取文化符号,展现了历史文本在不断被阅读的过程中,从前的背景被不断突破, 后文本自动修改了前文本, 以不可限制的方式繁衍新的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丰厚的中国民族历史资源为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素材.当然,影视剧艺术创作对中国民族历史资源的开掘与运用不止于“精神价值”“故事资源”“文化符号”三个方面,但回顾历史,向优秀的历史文化寻求滋养、推陈出新,是今后中国影视剧艺术创作的重要发展方向.互文性理论视阈下开放、繁衍的文本对话观念可以打开艺术创作者们的思路,为创作者对民族历史资源的现代性改编提供理论指导,创造出更多扎根于历史土壤的佳作.
参考文献：
[1]李瑞.“互文性”视阈下的当代影视改编研究[D].河南大学,2011.
[2][3][5]李红梅.《色·戒》互文性分析[J].电影评介,2008(15):34-64.
[4]（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张兴全,马国良,孙心乙.《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名物释义[J].电影评介,2011,(23):32-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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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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