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宗教外交中的中国图像和建设以福建民间信仰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互动为例，本文是关于民间信仰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民间信仰和福建民间信仰和宗教外交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摘 要：宗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互相交织的形态沿着“海丝”向各国传播.站在国际文化战略高度,宗教领域的民间外交可视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角度挖掘宗教的人文内涵是十分可行的.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和侨缘优势.福建民间宗教信仰,就其规模和影响已远超正统宗教的民间信俗,在走向东南亚的历史播衍中,已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性或学术性问题,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担负起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明对话、传递中华文化、营造中国形象的政治文化外交使命.东南亚也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一方面,同根同源的民间信仰成为海外华族与祖籍国精神文化互动的源头：另一方面,福建民间信仰也渗入居住国民众生活,以自身蕴涵的中华文化基因勾画出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知恩图报、崇德敬贤,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图景.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推广格局中,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通过民间信俗渠道“走出去”,将民间信仰纳入对外传播影响力与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框架中,纳入公共外交新生态的良性培育体系内,是极具前瞻意义的.
关键词：民间信仰；福建；东南亚；“海丝”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 2018) 03-0086-11
民间宗教虽在世界三大宗教之外,但在全球却有超过4亿的信仰者.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2年发布的全世界宗教信仰人口数据分析,亚太地区民间宗教信徒最多,占世界民间宗教信徒的90%,而全球超过73%的民间宗教信徒分布在中国.中国大陆的民间宗教信徒在总人口比重中达21.9%,超过2.9亿,如果和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加在一起,全球华人民间宗教信仰者占全球比例在80%以上.
缘何如此？这似与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保留着鲜活的生命力有关.纵观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在几千年的历史颠沛中虽历经挫折但仍完整地保留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祭奠仪式.时至今日,民间宗教信仰依然是中国信仰人数最多、最具民众基础的宗教形态.“据部分地方调研估计,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民间信仰,无论在信众人数、庙宇数量上,还是在崇拜活动的频率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五大传统宗教.”
如今,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步得到了确认,众多专家学者从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研究,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中国民间信仰成为中国宗教学界涉及面最广、争议也最多的探讨主题.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中,民间信仰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性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问题,它开始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内涵,在推动“文化走出去”、实现公共外交等方面呈现出极大的潜在力量.随着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具有面向东南亚的重要区位优势和侨缘优势,其民间信仰无疑将担负起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明对话、传递中华文化、营造中国图像的政治文化外交使命.
一、福建的民间信仰根基
早在远古时代,福建便有信仰巫术和崇拜图腾的传统,“信鬼神,重淫祀”的社会习俗一直保留着相当鲜活的生命力.时至今日,福建亦是中国民间信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到处宫庙林立,几乎是“无庙不成村”.有学者估算“福建地区民间信仰的宫庙,在数量上是制度化宗教的10倍左右.”信众数量也大大超过了“五大宗教”信徒的总和.
在福建,民间化的佛、道信徒远多于纯粹的佛、道信徒,亦即佛、道信仰虽然是中国的主要宗教形式,但众多信徒虽挂以佛教、道教之名,实则却是以民间信仰形式来进行宗教活动.如很多道教宫庙里往往陪祀着民间神灵,道观里的三清神少人拜祭,而陪祀在侧的妈祖、关帝爷、临水夫人、保生大帝等民间神灵却香火鼎盛,成为道观的主要香火来源.据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在闽南地区,虽相当多的民众笃实信仰佛教,但是他们抱着“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的朴素理念,佛寺斋日法事场场必去,道馆宫庙游神斋醮庆典也次次前往.当被告知要成为佛教徒的首要仪程是“皈依”,而“皈依”的其中一项要求就是不能再对除佛与菩萨之外的神明顶礼跪拜时,他们顿时面有难色.虽然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佛教徒,他们也知晓佛祖的地位远高于深街小巷窄窄宫庙里供奉的王爷、将军,但是,“求神拜佛”这种民间信仰固有的思维模式已根植人心,只能拜佛,却不能拜关帝圣君、不能拜妈祖、不能拜土地公,这于他们而言实难接受.因而,“泛宗教化”是闽地民众信仰的一个典型特征.
由于福建毗邻东南亚,早在宋元时期,便有闽人移民到东南亚各国.19世纪后还形成了华侨出国的.保守估计,东南亚闽籍华人的总体规模超过1200万.宗教的传播以地缘、亲缘和族群为主要路径,东南亚华人的移民历史迁延便与源于祖籍的民间信仰的消长盛衰息息相关.华人移民乘槎浮海、远涉重洋,为了生存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这一切都风险难测,因此,来自闽地故土的神灵护佑成为他们最大的精神寄望.可以说,源于闽地并被“分灵”前往异域的民间信仰①较为单纯地呈现着中国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身份表征,无论是鬼神崇拜,还是祖先祭祀：无论是地域性的庙祭,还是宗族性的祖祭,彼此交叉相融,以承传千年的祭典仪轨,凸显出中华文明映照下的世界观、宇宙观.
也应该看到,海外对华族的宗教信仰认定一直较为含糊.在新加坡有人认为是信奉老子或孔子哲学、施行祖先祭拜或其他中国神祗的膜拜：在马来西亚等国也有基本类似的界定.其实,海外对中国宗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关于中国式宗教的很多定义偏向于指向“民间信仰”的范畴.而无论是道教,还是汉化了的佛教,都是中国哲学体系中的老子与孔子的代表,承载着中华文明因子,而非单纯的宗教性体系.因而,宗教文化在海外政府当局以及海外民众心里都是华人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华人族群认同的主要形式,甚至现今海外华裔自身也无法清晰地将儒、道、佛与民间信仰加以区分,它已成为囫囵的一个整体,一个无法分割的文化综合体.
于是,在“逢庙必拜、遇神烧香”的民间信仰行为范式中,体现的是儒、释、道与民间信仰水乳般的交融.在民间信仰者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里,宗教并非界限分明、凌然不可侵犯.福建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元代,泉州刺桐港是举世闻名的东方第一大港.当时各国商贾往来,出现了一片“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在泉州的津淮街上,代表民间信仰的关圣帝君庙宇紧挨着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周围还有儒家的孔庙和佛教寺庙承天寺,儒、释、道、民间信仰、伊斯兰教等兼存不悖.正因为这种天然的多元兼容的文化特性,福建在接纳外来文化方面,一直显得宽容大度、海纳百川.因为宗教的相容,所以文化可以并存,因为文化可以对语,所以经济便得以繁荣,更因为经济的互通,国家间更加和谐、友好往来.从宗教社会学的观点看,政治经济因素和宗教因子的确具有相关性.民间信仰也许仅是极为微小的一个版块,但在历史的风云际会里,恰因其小,却成其大.
一、东南亚国家的宗教性特质
东南亚位于大洋洲、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四者之间的“十字路口”,这种独特的区域位置使之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中都显示出了重要的地位.在21世纪“海丝”规划中,东南亚是域外第一站,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重心之一,关系着中国南方门户的安全,被称为“中国的后院”,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如果说周边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重点,那么,东南亚就是重中之重.”‘’,
东南亚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佛教信徒、有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素来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是当今世界上宗教种类最多、宗教关系最错综复杂的区域.与之相适应的是,东南亚诸国政府大多在宗教信仰上也显得宽松而开放,例如曾强烈禁止华文、对华人实行严酷同化政策的印尼苏哈托政府,便将宗教信仰列为建国五项原则的第一条,要求每个公民都要信仰一种宗教.在1965年印尼已承认六大宗教的存在,除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之外,佛教、孔教和华人民俗信仰都拥有了合法的身份.虽然1978年苏哈托政府改为5种宗教,将孔教排除在外,但2000年瓦希德政府取消了一些关于宗教的决定,孔教再度合法.此外,政府虽然对华人社团的管制严格,很多社团常被当局解散或禁止,但宗教团体的活动却允许存在.因而,妈祖、关帝等华族信仰及祭祀祖先的宗亲会都因“宗教信仰”的身份得以保存.在泰国,注册为宫庙之类的宗教性团体也往往能借此免去繁琐拖沓的政治审查手续.如上世纪70年代曾有华人在泰国组织了一个“万莱互助会”,注册问题拖了十几年也未获批准,后改为“万莱老君庙”便顺利注册成功.
虽然,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是可以从学理上加以区分的两个范畴,“但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切人到东南亚的华人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华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则这种区别基本上可以忽略.”‘’,因而,在东南亚国家,民间信仰成为了华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优势途径.民间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被认为是最固守传统文化的精神堡垒,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中深深烙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因子,无论是典祭仪轨还是观念取向,都蕴涵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意味.这已是学界的普遍共识.相对于各国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波三折、举步维艰,相对于现今孔子学院发展的喜忧参半、非议频仍,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因其在东南亚国家的有利法理基础,在延续、承传中华文明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功能.
2014年,考察北师大时曾提出,要反对“去中国化”,就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东南亚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据统计,至2011年,东南亚华侨华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80%.[10]华侨华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他们的传统民间信仰包涵着中华*道德文化精髓,又有着民本、民俗、民生的坚实性民众基础和生命力,在推广中华文化传播、留存中华习俗、凝聚华人族群、开展华文教育,乃至促进海外文化反哺等方面都具有潜力.
此外,宗教信仰问题也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显著特色,东南亚各国普遍认同宗教因素有利于种族和睦、社会安定,宗教力量也经常会影响到政府决策.有专家曾指出：“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宗教发展史.”[ll]从宗教信仰角度人手,将有助于对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亦有助于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加清晰的战略谋划.近十余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领域合作成效显著,但是在文化方面却缺乏深度交流.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丝”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虽与中国在经济上存在互补性,但是要营造双边合作、互利共赢的睦邻、安邻新格局,还需要走通民心,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信.而宗教信仰便是东南亚民众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在某种意义上,民族文化取向与宗教价值取向往往汇聚重叠,以民间信仰为助推力与粘合剂,亦有助于形成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特殊作用.
三、“海丝”中的民间信仰价值
千百年来在熙熙攘攘的“丝绸之路”上,不乏取经人和传教士的身影,宗教一直都是文化交流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宗教文化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忽略的一个版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大和尚在“21世纪海丝佛教,福建论坛”主旨演讲上便曾提出：“文化走出去,佛教可先行.”的确,宗教文化与中华的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互相交织的,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向东亚、中亚和南亚各国传播.宗教力量在促进各民族文化和文明的融合方面具有先天的独特优势.并且在“丝路”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少有帝国把向外传播宗教作为畅通‘丝绸之路’的重要使命,对于各种宗教的来来往往,各政权基本上都显示出一种顺其自然的平和心态.”[12]于是,基于这种平和的天然本性,宗教信仰在“丝绸之路”上往往以包容的正能量形象出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了化解各方面矛盾的“文化挡板”作用,它不仅缓冲了族群内部矛盾,也发挥了缓冲区域冲突和文化隔阂的功能.“通过宗教交流寻求心灵沟通是‘民心相通’的核心内容,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交流为我们今天用宗教去通民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13]因而,站在国际文化战略的高度,宗教领域的民间外交可以视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从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角度挖掘宗教的人文内涵是十分可行的.
虽然民间信仰与正统宗教相比,属于无明确经典教义、无严密组织系统的“分散性宗教”（diffusedreligion）,但其观念和仪式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种,已经与基层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无法分离,甚至它在社会中的功能要大于“制度性宗教”（insitutional religion）.作为与“体系内宗教”相区别的“自发型”宗教信仰,它是在民族文化嬗变、进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信仰模式,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不曾被淹没,也无法被连根拔除,其顽强的生命力便来源于深厚的民本性特征.并且,作为根植于民间的一种精神形态,“即便它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未必一致或相去甚远,在现实中通常也并不会和地方政府形成尖锐的对抗.”它携裹的和谐因子和非对抗性从某种层面上十分吻合多元兼容、交流互鉴的个性特征.
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福建比邻而居,福建地区的宗教文化有一个特色,就是民间信仰力量庞大,民间信俗源远流长,神灵多达千余种,是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东南亚的中华移民以闽籍居多,早年移民到东南亚的闽人携带故乡神祗同行,在海外建庙奉祀,成为他们在异域开拓拼搏的精神支柱,并赋予他们与正统宗教同样坚韧的力量.岁月流转,族裔更迭,这些宗族性浓厚、以祖先崇拜和圣贤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俗,一方面在东南亚各国成为中华文化的标识和象征,另一方面也秉承了“丝路”文明互鉴、交流互通的精神理念,实现了与异域他乡的文化互动、互融的历史使命.
首先,部分闽地民间信仰在东南亚诸国扎根之后,不再局囿于地缘性信仰的范畴,而是与各国文化互相融合,有了更宽广的世界性胸襟.如泰国普吉主祀清水祖师的福元宫,前往祈福的不只是华人,还有当地人：菲律宾马尼拉大干寺举行庆祝广泽尊王大典时,有菲律宾副总统在内的达官贵人送花篮以示祝贺.菲律宾描东岸市（Bstangas）妈祖庙内的天上圣母的装扮全然是天主教服饰,当地人相信,天上圣母的原型是天主教内一名叫Birgen Kaysasay的女神,而华人亦把这位天主教女神认定为妈祖的化身,建立起中国式的庙宇,进行供奉. 1954年,菲律宾天主教教皇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并隆重地为妈祖“加冠”：新加坡的天福宫,又称妈祖宫,融历史、地理、民俗、文化、教育、古建筑、雕刻、美术等方面的文化于一体,是巍峨壮观的宗教文化殿堂,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殿堂,2001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奖,成为国际重点文化遗产,这也是新加坡建国后第一次获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项.
其次,民间信仰已经不仅仅是华族民俗、习俗的单纯性体现,更不能以迷信、巫术的偏见视之,它与“丝路”沿线诸国的文化互动已经具有政治经济意涵.如“海丝”的代表人物郑和受到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被当地人民当作神明加以奉祀.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吉隆坡,菲律宾的苏禄群岛,泰国的曼谷、大城,印尼的爪哇岛、苏门答腊岛等地,以及柬埔寨、文莱等国都建有“三宝公庙”“三保公庙”或三宝塔、三宝禅寺等.郑和信仰已成为民间信仰的一种,在东南亚诸国一些宫庙中,郑和的塑像往往与民间神灵妈祖、福德正神等并立.2015年是纪念郑和下西洋610周年,印尼当局为契合政府“全球海洋支点”的战略构想,精心打造了“郑和旅游路线”,这一路线涉及巴淡、巨港、邦加、雅加达、三宝垄、泅水、巴厘岛等9个保留着郑和船队文化遗迹和中国民俗的地方.
显然,中国的民间信仰构成了居住国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交流的通道上,它不是被改造、被消弭,丧失文化特性,相反,它根据自身适时而变,用与时俱进的灵活特性吸收了居住国人文环境中的优势文化.它不仅完成了华人族群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识任务,也完成了华人与居住国社会文化的交融与适应,在宗教礼俗上融合甚至影响了居住国的文化习俗.在它身上,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深层,又在政治社会的变迁和驱动下仍能保留住稳定的仪轨范式、道德观念以及文化精神本体,保证了自己的文化个性.这无异于一个奇迹.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海外华人基于原乡的地缘和血缘认同,已经转化为对居住国的认同,宫庙的血缘和地缘属性遭到很大的削弱,宗教性则得到张扬.”[16]这种现象是令人喜忧参半的.一方面由于宗教性的增强,在东南亚重视信仰的国家,族群敏感身份的政治困扰降低了,其宫庙活动的对外交流自由度更加扩大,近年来海外华人的民间信仰出现了不少跨地区结盟和交往的现象,如菲律宾等地的华人在保生大帝的信仰纽带上频繁往来,形成了跨地区的信仰网络.但是,另一方面地缘和血缘身份的减弱,也是华人华族性丧失的先兆.如何立足于“海丝”战略高度,利用地缘宗教形势,运筹宗教资源优势,促使民间信仰这一极具民众传播力量的文化模式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走进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实现中华文化的“人脑人心”,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四、宗教文化互动中的中国图像
在2014年5月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时强调,中华文化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因而,中华民族血液里融汇的“和”文化需要我们去阐发,只有将一个真实、和谐、发展的中国图像呈现在世界面前,才能够化解矛盾和消除疑虑,赢得最广泛的支持.民间信俗文化本身糅杂了儒、释、道文化,它强调尊祖敬宗、传承祖德,将祖先崇拜和神灵祭祀相结合,正因如此,东南亚各国不少华人根据血缘、宗亲、地缘组成宗亲侨团,与祖籍地来往密切.他们牢记移民先祖筚路蓝缕、拓荒垦殖的艰辛不易,将中华传统中敦孝悌、睦亲邻、明礼让、尚节俭等文化特质传播海外.可谓“东南亚的每一座华人宫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驱和露天舞台”.[17]福建民间信仰以自身蕴涵的中华文化基因勾画出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知恩图报、崇德敬贤,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图景.
（一）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的中华民族思维图像
首先,民间信仰的多元兼容特性古已有之,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形成互相融通、长期并存格局的文化特性：如中国佛教本身就是外来宗教和本土文化的互相融合：道教孕育于本土,但吸收了儒家的忠孝*思想,兼摄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而儒家在崇尚修身立德的同时,又与佛家禅宗的明心见性、道家的养心积善等相契合.
以妈祖信仰为例,妈祖信仰本来以《敕封天上圣母宝卷》《天上圣母经》等道家经典为主,但是在福建莆田湄州湾的妈祖祖庭,便掺杂念诵佛教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白衣大士神咒》《普门品》等佛门经典.此外,福建泉州通淮庙作为闽台各地关帝信仰的祖庙之一,每年进香客达一百多万人次.泉州民众年末祭祀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家家户户都要到关帝庙前上香献供.里面现存签诗100签,每签都是一首七绝诗文,这类民间信仰宫庙里的签诗,在劝善戒恶方面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虽然是以佛、道观点为表现形式,但是签诗的制造者多为民间儒学之士,渗入了儒家学理的精髓.如第七十六签中“东波解”：“所谋未善,何必祷神,当决于理,改过自新,但能孝悌敬君事亲,和气生福,家道回春.”这一签诗明显地指出只要守孝悌、事君亲、多改过、生和气,便能“家道回春”.因而,万事“当决于理”,而不必“祷神”.这种“理高于神”的现世观念表现出中华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虽然,这类民间信仰签诗以民间神灵的旨意为依附,但对于神佛的“天命”却并非以“迷信”的态度来揣度,而是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不着痕迹地糅合在一起,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宽宏博大而微妙精深的价值观.
可以说,民间信仰虽没有高深的理论体系,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但它从另一层面较为彻底地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融合,它是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甚至还非常鲜明地表述出了东西方文化思维的相异之处：在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诸多诋毁中,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缺乏信仰便是其中之一.西方人习惯的是有秩序、有组织、单一神灵的宗教形式,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他们认为中国人功利心太强,遇神求神、遇佛拜佛,不够纯粹.然而这恰恰反映出东西方民族思维的差异——西方推崇的理性思维衍生出了单一、精准的信仰谱系,而中国人纷繁芜杂的民间神灵系统映射出的是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和合的文化特性.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多神信仰的民族,当祖先崇拜、俗神信仰、自然崇拜、岁时祭祀、红白法事、抽签卜算,以及民间化的佛、道信仰成为中国民众的生活常态时,蕴蓄其中的宇宙人生观念和道德教化认知便成为了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构成.
其次,民间信徒的多神信仰避免了不和谐因子的存在.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奉道家、佛家、儒家及各路民间神灵,不仅外人难以分辨他是从属于哪个宗教,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甚清楚.这也恰好避免了宗教极端化和政治化的隐患和弊端.体现在古“丝路”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期间极少因为宗教信仰发生冲突和斗争.即使是发生过多次排华劫难的印尼,也没有一次冲突是因为华族宗教问题引起的.而且,当众多神明相安无事、和睦共处于同一宫庙,甚至一座民间宫庙中隐匿了众多不同宗派风格,便甚为生动地彰显了中华文明中“和谐”元素：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民间宫庙里,不算陪祀的神明,仅主祀神便可达十余位：在印尼的很多三宝庙,其建筑风格和内部陈设,包括祈祷庆典等仪式,既有清真寺的风格,也有佛寺的传统,更有道观的作风.
这种宽容、博大的宗教情怀促使民间信仰产生了极强的生命力和创新力,如东南亚的华人便添加了民间神灵的诸多神力功能.例如,大伯公是来自“唐”地的土地神,拿督公是来自“番”地的土地神,海外华人并不予以经络分明的区分,相反,有的拿督神坛上,常常可以看到“唐番拿督神位”这种混合型的称谓,民间信仰通过这种包容力,实现了东南亚华人对于土地更迭、异域谋生、开疆辟土的寄望.他们甚至在大伯公神坛边设置写有“财”字的坛,大伯公由此便具有了财神赐福的功能,也有人出于海上营生的欲求,便也把大伯公当作“海神”来供奉.通过民间信仰这一渠道,可以非常鲜活地窥见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是如何将*忠孝德义、因果报应思想、“天人合一”的理念相融汇.在民间信仰的范畴里,个人信仰的“多重性”不过是中华文明多元兼容、和谐共存的一种表征,民间信仰也因此成为了中华精神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另外一种外化形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中华以“和”为贵、灵活变通的传统文化信念与意识形态象征.
第三,民间神灵的丰富性满足了民众的多层次的生活需求,是中国民众多元兼容精神世界的一种反馈.中国人的信仰是多神灵、普泛化的一种信仰.民间信仰以其繁杂的神灵谱系非常生动地满足了中国民众的精神界面的需求和世俗生活的需要.每个神灵各司其职,遍及天上、地下,有家族性的神明、行业性的神明、地域性的神明等诸多种类.以新加坡天福宫为例,该宫庙正殿主祀航海神天上圣母妈祖,衬祀主管商业的财神关圣帝君、医神保生大帝,后殿供奉观世音菩萨,两厢左楹供奉伽蓝菩萨、孔夫子,右楹供奉城隍、开漳圣王和地藏菩萨.几乎是一幅中国儒释道齐聚的群像图.不仅健康、学问、死亡、财富、事业全部涉及,而且俗世人生活的全部期盼也能给予全方位的满足.这种灵活性和丰富性、多元化和兼容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法企及的.可以说,在民间信仰的大观园里,没有正统宗教“唯我独尊”的严苛决断,也没有你死我亡般的机锋争辩,华侨华人民间信仰多元异质性的宗教特性让他们在异域也能较为融洽地融人“他乡”的文化场域.
还需提及,在东南亚地区一些中国民间信仰神祗中还融人了当地的神灵.“以雅加达为例,自1650年前后至1975年先后兴建了72座庙宇,从庙宇中的塑像、画像以及华人纪念碑、墓碑上提及的神祗多达115位.”[lS]这些神祗内有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道教的玉皇大帝、妈祖娘娘,儒教的孔子,木匠供奉的鲁班先师、药王华佗、财神关帝、土地大伯公等,尤为奇特的是其中原住民的信仰神像也达到了32位.再以“拿督公”( Datoh)信仰为例,该神祗是马来语“拿督”和华语“公”这两种对祖先、先贤尊称的结合,拿督信仰本是马来人原始宗教信仰,但马来西亚华人将其纳入华人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赋予其华人民间神灵般消灾驱病、保平安的神力,并在祭拜仪式中将马来西亚的一些习俗吸纳进来,与华人习俗相交融.这一因“融合”而新创的信仰在当地香火鼎盛,甚至当地马来人对“拿督公”信仰比华人更虔诚.对异质宗教神明加以吸收,并毫无痕迹的混合与改造,这也是包容性、多元性中华文化的一种证明.
在儒释道合流的中国文化里,民间信仰既保留了自己在普罗大众中独立的特性品格,又承载和体现了和谐、交融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历史征程里,它通过对天、地、人、神之间的定位与确认关系,在海外民众的视野里勾画出了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的中华民族思维图像.
（二）知恩图报、崇德敬贤的中华民族品格图像
民间信仰神灵中有极大部分是对造福人类社会的自然或人造神灵的供奉,这是人类崇德敬贤、表达感恩之情的外化与象征手段.如民间信仰中的保生大帝,本是泉州同安县人,他生前立志行医,普济众生,后采药坠崖,乡人感念恩德,建庙奉祀：民间信仰中的广泽尊王,因生前伺母甚孝,殁后被尊为神.在新加坡的金兰庙,主神清水祖师,陪祀诸神中还有被称为“青天”的包公,这些都是民间认可推崇的忠孝仁义人士.因而无论是“孝行”,还是“济生”,对这些民间神灵的奉奠祭祀里,传递出的是中华民族崇德敬贤行为中所蕴涵的知恩、报恩的民族品格图像.“知恩图报”是中华传统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因而,民间信仰中对诸神的供奉,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它深刻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感恩之情的一种自觉性转化,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一种社会行为.
首先,在传播海外的中华民间信仰里,华人秉承了“感恩”和“敬贤”的中华精神,并由此延伸出“尚本”的文化观念和浓厚的“寻根”意识.由于对中华祖先的敬仰与追思之意绵延悠长,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民间信仰的祭祖仪式、节日庆典提醒自己不忘认祖归宗,甚至通过诸如“烧洋船”等民间文化符号向华裔后人诉说华人先辈来自何方,又应魂归何处.有些家庙族规还明确提出：“其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宗枝宗亲建设四化,振兴中华.”正所谓有国才有家,祭祀先祖、追怀忠勋,体现的是对“国”之忠,对“家”之念.于是,在海外回传方面,海外华族频频回乡祭祖拜神、捐资重修庙宇.由于人同祖、神同源,分灵、进香、巡游等民间信仰仪式体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根与叶、源与流的密切关系,对“祖庙”与“分灵”之间的渊源承传关系的确认,与国族的文化认同仅一步之遥.换言之,民间信仰以一种间接、迂回,然而有效的手段为通往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疏通了一条坦途.
其次,民间信仰的神灵多来自民间,对民间先贤的崇拜祀奉里,隐匿着对国家主权政体的一种确认和应和.如福建泉州民间崇拜的“王爷”信仰有近百个姓氏,这些“王爷”多为忠勋英灵,但是“王爷”本身并无皇室血统,闽地民间却喜将这些忠烈之士尊称为“王爷”,并赋予其“代天巡狩”的功能,认为他们是代替皇帝巡游四方、赏善罚恶,向他们祈求驱瘟赐福、保境安民,这非常有趣地体现出了对中华民族传统宗法等级*秩序的一种遵循.又如,在民间信仰中影响最广、最大,已成为世界级的航海保护神的妈祖,本名林默,莆田人,因善巫术、知祸福,常常涉水救人,民众感念其恩,尊为海神.林默本来只是一个普通渔民,但闽地民众特意以“天后”称之,这也充分体现出对中国*教化、皇权等级体系的一种民间态度.通过民间信仰表达对国族的认同和追附,在东南亚的华族民间宫庙中也仍可以探寻到踪迹,如泰国洛坤省宋卡府的宋卡城隍庙,至今仍保存着“永祭宋邦”“威震蛮邦”等匾额.
因而,民间信仰以“人格化的神”为奉祀对象,在尊贤感恩的信仰活动中展现出中华民族匡扶正义、寻根追祖的精神品格,并进而曲折地表露出对国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主权的顺从遵循.在当代世界“中国观”的建构与推广视阈里,这是值得弘扬和肯定的一种文化自信,也是对中国宗教中国化发展方向的一种襄助和呼应.
（三）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中华民族仪祭图像
中国的祖先崇拜和民间信仰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东南亚华族中尤其明显.“东南亚一些历史悠久的华人宗亲会基本上是发端于义冢、宗祠、神宫等宗教性结社”,[19]很多华人家庭采取家族祠堂祭祀与民间神灵祭祀相结合,使祭祀民间神灵成为宗族组织的主要职责.在一些家庙、宗祠中,除了祭祀各自的宗姓祖先,还祭祀本族同姓同宗的神灵,也祭祀同一祖籍地的地域性神灵.这主要是由于早年移民到东南亚的闽人习惯于携带故乡神祗同行,他们将神像或者香灰怀揣在胸口,放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面对苍茫大海的恐惧和未知命运的无助,唯有来自家乡、承载着故土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神明和宗祠先祖能给予自己最大的力量.
此外,东南亚华族的一些民间信仰也在与祖先崇拜的混合中形成,如“大伯公信仰”.关于这一信仰,一种观点认为是对中国土地神的崇拜,一种观点认为是对华侨先驱的祖先崇拜.因为大伯公信仰源于1920年前后的一个传说：当时在海边发现一陈氏长者的浮尸,华人打捞后便葬于岸边加以祭拜,后因祭拜者日多,遂集资建造了福德祠,即所谓的大伯公庙.而“伯公”在客家语中又是土地公之意.显然,大伯公信仰弥合了祖先崇拜和神明崇拜.此外,祖先崇拜在漫长历史发酵中,也逐渐演变成了民间神灵祭拜,如在泰国普吉岛的镇厉镇,其华族居民多半是闽籍.这种与祖先、神灵的精神交往,渗入千千万万海外华裔子孙的灵魂深处的信仰,成为华人宗教意识的核心.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石的信仰形式,亦成为代代相承的潜移默化的华族价值观.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曾说：“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宗教.”[m,的确,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习俗中,忌日、诞日、节庆日家家户户都要供奉家中祖先神主牌位.东南亚华人各种宗亲会和宗祠亦经常以祭祀祖先的名义举办各类活动,家祭、庙祭、年庆祭均混合交叉在一起.泰国、菲律宾的华裔政要在访华时也常顺道前往祖籍地寻根谒祖,如1988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到福建龙海拜祭曾祖父许氏：1999年菲律宾国父黎刹家族的5位后人也专程至福建拜祭先人.在闽地风俗中,祖先牌位与家中的地方性神明往往同时摆列在香案上,祭祖和祭神犹如一体、不分彼此.故而,不少东南亚海外华族回到祖籍地修续族谱、祭祀先祖,但同时也不忘重建宫庙、拜祷神明,这都体现出了“敬天法祖”的宗族性信仰体系的一种恢复.因为当家庙与宫庙结合、祖先崇拜和神明祭祀结合,这都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宗祖制度和民间信仰的互动和联系.激活宗族观念,承传民间信仰的祭祀礼仪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激活中华传统文化,是传统复兴的一种表征.
古代圣王治国时便十分倚重祭祀,泰山封禅便是典例.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也是儒家礼仪中主要部分,可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这种祭祀之遗风,在民间信仰中保留、展现得淋漓尽致.以福建泉州泉郡富美宫为例,一年四季祭祀的王爷华诞多达26天,各种典礼尊崇的王爷多达七八十位.“王爷”信仰中有一种“送王船”的传统祭典活动,可追溯至明初.整个“送王船”活动延续5天,按照古礼分为详尽的制造、出仓、祭奠、巡境、焚烧等步骤,船舷上方共插有60个纸人,分别代表了“天将、水手”等不同的身份,插旗顺序丝毫不能错,更有专人拿着秩序册一一仔细核对.“王船”巡游时往往有二五百人的队伍护拥,十几支表演队伍同时跟随,声势十分浩大.这一活动也成为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闽地的祭祀狂欢庆典相呼应,东南亚的华族民间信仰也有类似的仪祭活动.
在泰国普吉岛有一个持斋节,家家户户一连九昼夜素食吃斋,在第九日便商店关门、市场停市,全体参与到狂热的巡游队伍中.民众们簇拥着身穿红肚兜、脸颊两边被一根金属棍刺穿的神灵附体者游行.这种附体者能硬生生将尖锐的近两米长的金属长棍刺穿两颊,不打麻药、没有血迹,事后又能愈合如初.据笔者田野调查发现,这些附体者的择取方式也十分有趣：一般是宫庙负责人通过掷杯筊向神灵确认时辰,然后在这个时辰从宫庙外便会无缘由地撞进一个男子,他会长伏于神案前,此人便是神明选定的附体者.而问该人为何在此时闯入宫庙,并做此动作时,那人是茫然不知,只是神奇的是此人确实就此无师自通地掌握了金棍穿腮的本领.这类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神迹呈现往往会将巡游队伍中民众的虔诚推向,而程序严密的古老仪轨也使得这类狂欢庆典延续千百年而不曾泯没.甚至在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要看中国传统的宗教习俗礼仪的原始风貌,必须到海外华侨华人那里.因为,“虽然华人及其文化在适应当地环境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本地化、现代化、西方化,生活方式也有较大的不同,但是在宗教礼俗方面的变化相对不大,有些礼俗活动在中国本土因社会变动的冲击而变形甚至消失,但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却还可以看到某些传统的形态和风貌.”
行为心理学的创始人约翰,沃森( John B．Watson)曾提出了“刺激—反应原理”,即外部环境或行为模式造成的刺激是人类学习、掌握、接纳的关键.借用这一理论,民间信仰的庆典仪式以其稳定、狂欢乃至神秘的仪祭程序历经千百年,在岁月流转中固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某种文化行为范式,它以“实体”的仪轨保留了中华“礼俗”,以“实体”的狂欢庆典仪范刺激了中华文明的承传与守护.因而,民间信仰的仪祭活动以一种以“实”激“虚”的效应暗自应和了心理学界的“刺激—反应原理”模型,它通过对“仪典”行为模式的遵循,催动了中华文化精神的承传.
并且,由于人缘关系创造了神缘关系,神缘关系又密切了人缘关系,民间信俗弥漫性的信仰传播特征,在东南亚也笼聚了大量的普通民众.其神灵诞辰庆典衍生出的民俗节庆深入东南亚民众的社会生态,无论是殿内祭典,还是殿外搭台唱戏,都成为中华文化“走人”异域的极佳展示平台.一些民间信俗文化节如“保生慈济文化节”“闽台送王船文化节”等成为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民间往来的国际性的盛事.甚至有些信俗文化节本来仅是“墙内开花”,但因东南亚海外人士的积极要求,遂发展为国际间轮流举办文化节的规制.这些信俗节日在开展期间还会配套举行相当丰富的中华文化活动,如中华书法赛、传统造型花灯展示、点亮平安灯祈福、歌仔戏、布袋戏等.一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单位、传承人还会参与其中,信俗文化确已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民间渠道和优质窗口,加速推进了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等国的影响力.
近年来福建的信俗文化活动内涵也更加丰富,东南亚海外人士在参与闽地信俗文化活动的同时,还参与相关的学术研究,如福建福德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福德文化研讨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从历史、社会、宗教、文化、观光、管理等多个视角探讨东南亚华族移民的历史背景、华族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文化认同等深层次问题,充分彰显出民间信俗文化在高端层面的进一步开掘.由此可知,尽管福建民间信仰只是一种民间的、流动于底层的信俗文化,但由于它携带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基因,生动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使得东南亚国家一些侨领、高层之士极为关注民间信俗文化的学术研究趋向,这无疑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课题.
结语
经过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为使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全球性视野”的建构似应提上日程.在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中,“一带一路”无疑是实现“更加积极主动走向世界”的一项关键性举措,该倡议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丝”沿线伙伴国家的回应,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质言之,中国在国际场域的崛起不仅应展现“经济大国”的姿态,而且更应彰显“文化强国”的胸怀.国家间的交往也不应局限于政府间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交流,民间的交往,民心的相通亦是国之交往的关键,而“民心”的沟通恰恰需要的是民间力量跨国界的往来和交流.
在2016年2月主持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指出,须创新对外话语的表达方式,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鲜活的、具有顽强生命力与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中值得襄辅、培育的一股力量.恢复和扶植多元的宗教信仰生态环境,将民间信仰纳入对外传播影响力与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框架中,纳入公共外交新生态的良性培育体系内,无疑是极具前瞻意义的.
闽地的民间信仰伴随着迁徙海外的华族在东南亚诸国落地生根,并以其联宗睦族、同俗共祭的特质成为东南亚民众与中国民众之间的文化纽带,也是海外华族与祖籍国精神文化互动的源头,可谓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锋.与此同时,闽地的民间信仰以灵活而稳固的文化形态渗入、影响到居住国的人文生活,以自身蕴涵的中华文化基因勾画出多元兼容、崇德敬贤的社会风气以及敬天法祖的中国文化图景,这无疑担负起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明对话、营造中国形象的政治文化外交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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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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