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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检验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文前后方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检验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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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那么,这篇文章是谁撰写的?为什么要先在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曾任《理论动态》主编的沈宝祥同志,将其参与的知道的一些事讲出,以便读者了解当年的历史真相.

拨乱反正呼唤真理标准

一篇文章引发一场大讨论,说明这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情,一定有它的历史背景.

1976年10月粉碎“”以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发展新路.这就是拨乱反正.

当时,解决这些问题却异常艰难.首先是,延续多年的个人崇拜仍然盛行,人们的思想普遍僵化.十年“”期间,有些话每天不知被重复多少遍:“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谁反对,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这一套东西在粉碎“”以后,仍然很有市场.特别是,又出了“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两报一刊”)发表一篇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的结尾处宣布:“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中用了两个“凡是”,以后人们就称之为“两个凡是”. “两报一刊”,来头是很大的,人们视“两报一刊”文章为最高权威,几乎等同于党.

“两个凡是”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呢?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天件”是定为反革命事件的,“批邓反右倾”是发动的,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提出和重申的.按照“两个凡是”,以上这些重大问题就都要“坚决维护”,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总的政治方针,其实质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阶级斗争为纲.

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如何分辨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就日益凸显出来.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人们终于意识到,需要认真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讨论真理问题、提出实践标准的文章便应运而生.

三篇“真理标准”文稿

用实践标准来推进拨乱反正,*“两个凡是”,有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阐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是叶剑英的观点,也是的观点,因为这个讲话稿就是起草的.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江《林彪、“”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林彪也好,“”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提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权,就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就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从讲话和文章中提出实践标准,到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章,是认识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据我了解,当时,有三个地方在撰写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

首先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他们发表批判“”的文章,不断有人指责他们的文章批判了.这样的问题经常碰到.他们经过研究,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小文章,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发表在1978年3月26日的理论版,前面已作了介绍.又有人来信反对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发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小文章不行,应该写一篇大文章.他们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邢贲思写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第二篇文稿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一位教师叫胡福明,当时40来岁,思想比较活跃.他独自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第三篇文稿,即党校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党校是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处在拨乱反正的最前沿,也是制高点.1977年10月9日,党校隆重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叶剑英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由副主席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这是党交给党校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什么是“三次路线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刘邓,称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1年的林彪事件,称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10月粉碎“”,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三次路线斗争”,涵盖了十年“”的全过程.讨论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总结十年“”.

这个任务非常紧迫,也很复杂、敏感.怎么办?让党史党建教研室先拟一个教学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党史党建教研室写了一个稿子,12月2日,党校召开党委会审议这个教学方案.这个教学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肯定“”的前提下,揭露林彪、“”如何破坏“”.听完之后说,你们这个方案不行,要全部收回,立即销毁.

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要看实践;一定要以真正的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如果按照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的话不多,但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实践,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提出由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组建一个班子重新起草文件.

在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求意见稿).这个文稿提出了进行研究的原则,一是要用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文件起草完之后,党校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学员们讨论,然后把学员的意见与“征求意见稿”一起上报.

吴江是搞哲学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学员们的认识很模糊,比如有人说,你也在实践、我也在实践,那该根据谁的实践呢?这就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吴江(这时他又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找到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谈这个问题,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唯一标准”这个提法,既符合认识论原理,也体现了的思想.吴江画龙点睛地用了“唯一”两个字,既有针对性地排除了别的什么标准,但又比较含蓄,显示出了一个哲学家的水平.

文章的最终形成和发表

之前,《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看了胡福明的文稿后认为,这篇文稿“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鼓吹的‘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他就动手删去了一些重复的文字,把它发排了.以后又经过几次修改,包括请胡福明自己修改.《光明日报》编者将文稿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并作为文章的主题思想,在结尾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哲学”专刊拟用文章.这已经到了1978年4月上旬.

正在这时,党调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前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又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到党校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吴江在撰写“三次路线斗争”的文件时,曾请六位高级干部读书班学员座谈,其中就有杨西光.我查找到了参加座谈会人员的记录,有杨西光的发言.他提出对过去的文件要用实践检验,思想比较明确.杨西光在学习期间,同有几次接触.杨西光到任后,看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立即意识到这个主题的重要.他作出两项决定:一是不作为“哲学”专刊文章,要在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二是要加强针对性,要针对“两个凡是”,加工提高.

杨西光作为《光明日报》的负责人,考虑得更多些.他得知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就要求党校帮助修改,希望得到的支持,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然后由《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都同意了.

1978年4月20日,《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到党校理论研究室,请吴江、孙长江修改.但孙长江自己已经写了初稿,吴江让孙长江将两个稿“捏在一起”,并交代: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拿到《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也给我看了一下.我说,文章题目中“一切真理”的提法不好.他说,不用这个题目.

4月24日,《光明日报》又送来一稿,题目已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知为什么仍然保留了“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结语.

孙长江于4月27日完稿,吴江阅改后即送印厂排出清样,并送审阅(约在4月29日或30日).审阅后约在5月2日退回.审阅后在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没有对内容作修改,只补写了一个“解”字,改了一个标点.

吴江又让孙长江征求校内外一些人的意见,再作修改. 曾规定,《理论动态》的文章,不管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讨论加工后,才能报送给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没有经过理论动态组讨论就送审,有人提出意见.5月5日上午,理论动态组讨论了再次修改的文稿,孙长江也参加了.讨论后,孙长江又作了一些修改.

5月6日(星期六)下午,在富强胡同6号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孙长江将再次修改后的文稿交我,让我给审阅.到家落座后,我即将文稿递给.他很快看完后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改一下.我迅速记下的修改意见,回校以后,将的修改意见整理抄写清楚,星期一上班后交给了孙长江.孙长江在这个文稿上写了“按此稿付印”五个字后,即送党校印厂.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最后定稿情况.有人在文章中说,召开了定稿会,大家讨论很热烈.事实不是那样.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也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

说到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撰写者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胡福明和孙长江.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到11月工作会议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8年年中开始,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广大基层进行补课,到1981年6月结束.全国9亿多人口,全党近4000万党员,用3年多时间,广泛地热烈地进行了讨论,确实是大讨论.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翻了“两个凡是”,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转折、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大讨论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摘自《纵横》,沈宝祥口述、高芳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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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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