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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音乐史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与对差异化意识的重视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特性引发的对中国西方音乐史专业教学相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西方音乐史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15

对差异化意识的重视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特性引发的对中国西方音乐史专业教学,本文是关于西方音乐史相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与西方音乐史和后现代主义和差异化意识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音乐史教学与研究有了可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长期或短期出国求学,西方学者也被频繁邀请至中国讲学.中国与国际音乐学领域的逐渐接轨,使国内音乐学界能够时时了解西方最新的学术动向.同时,大量西方音乐学著作译成中文,丰富了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学术视野.

然而,面对日益国际化的学术视野,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教学应该说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一个相对传统的学习方法与思维观念层面,由此形成了新知与旧法之间的一个反差.我们应该重视这一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入思考.

一、西方当今学术研究中认知与

理解的“差异化”

对于当今西方人文学科而言,“差异”(difference)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术语.从德里达的《写作与差异》(WritingandDifference,1967)、索莉的《音乐学与差异》(MusicologyandDifference,1995),到布劳赫尔等三位学者合编的《反思音乐学术的差异》(RethinkingDifferenceinMusicScholarship,2015)等等,我们能看到“差异”越来越多地被西方学者所重视.尽管这一术语并不新奇,早已存在于传统的西方哲学概念之中,往往与“同一”作为一对范畴被使用,然而与传统不同的是,近几十年来,“差异”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术语受到重视.这一变化应该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整体人文思潮出现“后现代主义”趋势,逐渐与传统思想并存与交织,形成众彩纷呈的多元格局.在西方音乐史学界,德国的达尔豪斯、达努泽,美国的科尔曼、以麦克拉瑞为旗手的“新音乐学”学者、塔鲁斯金等学者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尽管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新成果归入“后现代主义”麾下,但应该说这些新成果或多或少都受到带有“后现代”印记的西方人文主义新发展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带给西方文明以巨大影响,其重要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对传统的反叛,而是西方认识世界的整体思维系统,继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思想、中世纪神学思想、现代性人文思想之后发生的又一次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美学等众多社科领域.《外国哲学大辞典》给予“后现代主义”词条这样的定义:“后现代主义……认为现实中并不存在语词所指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对象,也不存在可以作为某种思想中心的自我,客体与主体有联系,主体是认识结构中的一个单位.认识结构不是单一的,具有多样性,结构中有对立与差异.认识结构的多元与变化结合为一种认识总体的有机历程.强调不能追求一种固定的认识结构,而要专注于知识的局限、断裂和非稳定性,把知识看成一种相对的发展历程.后现代主义还表现于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在关于社会的理论上,不承认有作为社会发展中心的运动与生活态度,支持社会变革,……社会更具有多样性.政治上则主张从上下层的管理转到平面的交流,以网络组织的横向联系代替科层制度.在文学写作与阅读上,认为阅读也是写作过程,对作品的阅读不再是与原作者的理解相同,而是对作品的再理解.作品的结构永远在变化中.在美学上,提倡空间与时间的多元化,改变传统的审美趣味和美学深度,强调本能在审美中的作用……”{1}尽管“后现代主义”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涵,但从这个定义中还是可以笼统把握到“后现代主义”的几个重要特征.首先,对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理解的强调多于共识性理解.由于作为人类交流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语言——中的词语发声与头脑中理解该词语的概念开始松绑,两者可以不形成固定搭配的单一指代关系,当一个人说出一个词语时,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概念,导致人与人之间出现不同的理解.由此,进一步扩展至多个人文学科,对差异的日益强调,带来的是理解的多样化.其次,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再强调传统认知的单一宏大结构,也不再将客体视为主体的对立面,而是强调主体与客体在每时每刻、每个当下的相互交织和思维的多变性,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客体对象时,都需要主体意识的时时介入,当多次面对同一客体现象时,同一主体不同时间的认知与感受也会有所不同,这样就形成处于多重时空、灵动、多变而丰富的主客体认知关系,产生出“多维”结构,而不像传统那样追问客体现象的单一本质和稳固的宏大“二元”结构.再次,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而非带有权威性的单一中心及其附属者的从属关系.

“后现代主义”的主张针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试图将宏大理论碎片化,与更为微小的、快速变换的时空现象相对应.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成果或多或少都透露出上述特征.各种理论模式与观点层出不穷,我们会发现在达尔豪斯的音乐结构史、科尔曼的音乐批评,麦克拉瑞、克拉默等新音乐学学者所倡导的文化阐释学,达努泽的关联域化等等理论中,研究者们都开始强调在面对音乐史的*中建构自己的个性化解读,而非单一地客观描述音乐史史实,从而呈现出认知与理解音乐史的差异化.

二、“差异化”何以可能?

从西方传统所追求的“宏大”“统一”的认知,到半个世纪以来对“差异”认知的转变,最重要的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都在不断强调感官与理性在研究中的交融,尤其是对感性的日益强调.感性比理性更富于变化,富于不定性,具有更为丰富的“差异化”基础.从最具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来看,近几十年来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在当代历史学的认知中,对历史“唯一性”“真实性”观念的理解已经逐渐弱化,代之以用不同的视角以及更贴近文学化的方式来论述历史,论述撰史者对历史的认知与感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出版于1973年的学术专著《元史学》(Metahistory).尽管怀特自己认为该著作属于“形式主义的”,{2}而且在其著作中建构了以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为核心的研究结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整合了文学、科学与哲学三个层面,既有宏观的理性思辨,也有微观的感性叙事,因而通过“结构”所体现的实际上是怀特的“复数”历史观.正如中国学者于沛所说:“怀特强调,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所以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有多少种理论的阐释,就会有多少种历史.”{3}因而,怀特的史学理论被后世认为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4}

宏观理性与微观感性在传统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待世界的思维与视角,通常被称为唯理论与经验论,所采用的方法也分属两类——演绎法与归纳法.在传统上,这两个看似极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的两种思维系统,正在被半个世纪以来的人文学科逐渐反思,并深入研究.其中,来自于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美国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教授安东尼奥·达马西奥2010年出版了他的最新专著《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SelfComestoMind:ConstructingtheConsciousBtain).达马西奥教授曾在以往的研究中提出“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markerhypothesis),强调人脑中的自我意识是伴随着身体性标记的.{5}在他这部最新专著中,我认为有这样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首先,他认为人自身存在着两种自我,即“客体的自我”和“觉知者的自我”.“客体的自我”,也称“物质我”,是一种以生命体的表征为中心、整合各种神经加工的动态集合,表现为一种整合各种心理加工的动态集合.“觉知者的自我”,也称“觉知我”,使我们聚焦于自身的体验,并最终对这些体验进行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后者较之前者是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存在,更加分散,更加难以觉察和把握.然而,尽管难于把握,但达马西奥却认为,“觉知者的自我”是位于“客体的自我”之上的,而且两者并不对立,是同一连续体,“觉知者的自我”是以“客体的自我”为基础的.其次,从“客体的自我”到“觉知者的自我”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演进变化之中的,且相当复杂.自我的演进变化过程通常从最初的“原始自我”,即自发起源的原我,是关于存在的主要感受;发展到“核心自我”,即与动作相关,涉及有机体自身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最后发展至“自传体自我”,即与过去和将来、社会与精神相关.在达马西奥看来,“原始自我”和部分“核心自我”共同构成“物质我”,而部分“核心自我”和“自传体自我”构成了“觉知我”.这三个演进变化阶段都是在大脑空间中独立构建起来的,但却相互协调着.同时,与大自然生物和人类的发展过程相对应.其三,作为人类最为精巧、复杂的机体——大脑,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创造映射能力,将源自躯体感受到的大脑外部的真实活动所产生的“真实表象”以及源自大脑回忆过程重建的“回忆表象”组合在一起.两种表象不易觉察的流动着,占比不断变化,即是心智.虽然大脑与构建表象的心智之间存在着区别,但实际上大脑与心智是密切关联的.大脑呈现出来的脑图是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的,而非静止不动的.这种变化可能来自大脑自发的产生,也可能来自躯体的活动而产生.我们的躯体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变化,然后产生不同的感受,大脑是会随着躯体或各个感官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6}

从上述论述来看,神经科学的研究明显融入了人文学科的观念,比如演进论、个人与社会、感官与精神等等,均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试图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我们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的经验与理性已然融合,而非像传统的绝然对立.人最为基本的自我是“物质我”,这是每一个人,甚至诸多低级生物都会拥有的.它包含人对外界纯粹的、直观的最初感受,例如饥寒温饱等感受,以及躯体与外界客体之间的互动,例如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诸多感觉以及动作,都与人的自我密切相关,这相当于传统哲学中的经验层面.“觉知我”是对“物质我”所产生的体验进行的内在理性思考,对经由感官汲取进入主体内的表象进行内部分析、理解,并创造出新思想,这也正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相当于传统哲学中的理性层面.这两个在传统哲学中壁垒分明的层面,在当下已经越来越趋于融合.人们的感受、认知等等,一方面来自于眼见(大自然万物、文字、图片……)、耳闻(声音)等从周边环境中获取而来的物质,另一方面来自人的机体内部(记忆、思考……).毋庸置疑,物质是我们获知世界的重要基础.这些物质经由人体感官,映射进人的意识中,由此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差异化”感受、认知等等表象.同时,人类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还有更为理性的“觉知”层面,人类对从外部获取而来的具有“差异化”的丰富表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再思考、再认知,使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产生新的变化,巨大的创造力由此产生.也就是说,人类具有“物质自我”和“觉知自我”的双重自我,二者相互交融、相互作用.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个关键之处颠覆了传统哲学的根本,将原本泾渭分明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相交融,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体系,开始建构对自身与外界更为多元、“复数”的思维原则,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更具针对性与个性.正是由于二者的协同合作,因而在当下的研究中,越来越需要“多维”视角的交融,宏观与微观的、理性建构与感性体验的、历史与审美的、历时与共时的、主体与客体的,等等.原来在西方传统中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当下的西方研究中越来越趋于融合,由此才得以形成“差异化”的研究成果.

三、对学生“差异化”思维的培养

面对西方对“差异化”研究的日益重视,我们应该在西方音乐史学专业教学中逐渐重视对学生“差异化”思维的培养.对于知识的牢固掌握和强调共识性认知的传统教学而言,有哪些合理之处需要保留,有哪些有待改进之处需要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说,“差异化”思维是“创新”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直接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够做出具有“创新”内涵的研究成果.许多中国的音乐史学学者已经强烈意识到,并曾在学术期刊或在学术讲座中多次强调,我们在培养学生,尤其是博士生阶段,一定要以“创新”为首要原则.当然,“创新”有许多种,新发掘出来的文献资料、对搜集来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和整理等等,都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创新”,因为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然而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创新”应该是当今西方学者们努力思考、努力追求的目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来阐述自己的认知与理解.“差异化”指的是不同学者的观点,或者是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观点,然而“差异化”最终是需要移位到每一位研究者每一时的感受、认知与理解上的,正是由于研究者们之间出现“差异化”观念,才会导致多样化的“创新”出现.同理,在教学中,如果我们要求学生的认知与理解仅仅追求对文献资料作者真实观点的“正确”掌握,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咬文嚼字”的层面,或者仅仅“拷贝”老师的认知与理解,那么学生自己的认知与理解何时、如何才会出现?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教学难题.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对文献资料的认真研读,对导师研究方法与理念的认真学习,相反,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然而在教学中,我们不能仅仅要求这些,而应该在做到这些的同时,重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许多学生认为,我们还没有阅读那么多的书,还没有深厚的积累,怎么可能有自己的思考.实际上,思考的产生是需要培养的,只有不断培养学生在对文献资料的认知和理解的同时,注重提问和思考的培养,日积月累,学生自己的思想才有可能逐渐生根发芽,培养起来.没有对学生自主质疑与思考的培养,学生是不会突然之间产生丰富的思想,产生理论“创新”的.美国学者萨克斯早在1949年就曾对这一问题发表过他的看法:

“不要说:‘等一等!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没有挖掘出足够的细节,要进行大胆的概括尚属冒险.’……狭隘的专家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解释自己的事实了.因为拒绝文化解释是态度的问题,不是洞察力或成熟与否的问题.这种拒绝是由个人的气质,而不是由材料的多寡来调节的.”{7}

西方学者反对的是实证,他们面对自己非常熟悉的、惯常使用的、拥有两百多年扎实的实证主义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目的在于在为了实证而实证的基础上,能够继续前行,从传统中开辟出新空间、新视角、新途径.我并不认为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运用的是实证方法.实证方法最为重要的是对原始手稿、一手资料等进行带有鉴别真伪、证明历史真实性的研究,再从个别中总结规律,得出“原创性”的结论.由于我国对西方一手资料的极度匮乏,因而走实证主义道路对于中国而言并非主流.我国西方音乐史的基本功由此主要变为阅读文献资料,尤其是外文文献,也就是说翻译、阅读与综述成为教学中的重点.狭义的综述是学位论文中常见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目的是通过搜集前人的成果,清晰关于选题在当下的研究进展及其观点,以便找到自己对于该选题的研究空间,为进一步做研究打下良好基础.然而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广义的综述,就是在学位论文中大量直接使用国内外各个人文学科已有研究成果中的信息、论点和论据.

如何才能培养学生“差异化”的思维?首先,应该加强培养学生在感受以及肢体介入层面的能力,尤其在本科教育阶段.正如达马西奥理论所认为的:“觉知者的自我”是以“客体的自我”为基础的.目前,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本科教学的优势在于:一是对通史知识的扎实掌握.随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各类通史著作、译作,包括西方专著不断涌现,学生所学习、掌握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二是对传统“四大件”音乐分析能力的培养,通过本科学习,学生们具有了分析音乐作品的和声、曲式、复调与配器的能力.三是通过毕业论文的研究与撰写,开始阅读外文专题文献,聆听相关音响,在对学生的译文与理解的严谨教学基础上,开始撰写本科论文.纵观本科教学,我们会发现对本科生的大量培养主要处于知识、技能的扎实、严谨的掌握上,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其中缺乏了对学生感官审美感受能力的培养,学生们对音质、音色、情感等音乐自身方面的聆听辨识度并不敏锐,许多对音乐的感受实际是来自于对所学习和阅读过的文献资料的记忆,来自于文献作者们的感受,这就使得学生在体验音乐时所感受到的特性趋于同一,缺乏“差异化”的感受.除了应该重视在本科教学中增加对音乐感官审美能力的培养,同时还应该增加学生参与音乐创作和表演实践的教育.尽管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核心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思考与对自己研究思想的撰写,然而对学生应该注重从音乐创作到音乐表演,再到音乐史学研究的全过程、全方位的培养,这样学生才会理解音乐作品从创作-表演-理论接受的完整过程.目前,本科教学中往往只有1—2年的钢琴演奏学习,然而西方音乐史学的重点研究对象——音乐创作——却没有培养过.那么,本科开设的作曲“四大件”是否意味着学生对音乐创作的掌握?我认为并不是.音乐创作应该是对音乐要素进行有机排列,如果说学生在学习“四大件”时是按照“共识”原则学习的,那么音乐创作则是建立在“差异”原则基础之上的,是启发学生在把握一些宏观原则基础上对音乐要素进行具有个性化、差异化的有机编排.对于“差异化”感受、“差异化”音乐实践的培养,是目前“学院派”教学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有待于将这方面的教育补充进以严谨见长的“学院派”教学中,使得学生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能够有自己的感知和认识.

对于西方音乐史学教学而言,研究生层面的培养是更为重要的阶段.硕士,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疑应该是直接为我国音乐研究输送人才的重要教育阶段.如果说,本科培养阶段应该注重夯实基础,在掌握基本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从创作-演奏-文献阅读等各方面对西方音乐产生“差异化”感知与体验、初步打下学科基础的话,那么到硕博研究生阶段,就应该着重培养学生对研究对象的“差异化”思考与理论思维,培养学生自身的研究能力.硕士阶段可以侧重对学生理论思维的培养,打下初步的理论基础,根据学生选题的“差异”,对相关音乐学及其相关跨学科理论有所涉猎.在阅读相关理论文献时,应该尽可能充分理解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思想,同时要对作者思想及其理论来源进行提问和思考,在作者思想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形成源自作者,但却与作者有一定“差异”的自己的思考.到博士生阶段,学生应该已经具备一定的思考、研究能力.在博士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研究对象与理论的认知与理解、归纳与总结层面,而需要重视结合自己具体的研究对象,将理论思考融入对研究对象的实际研究中,将理论与自己的研究实践紧密结合,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与观念,撰写出具有“自我”理论意识和“创新”精神、具有“差异化”思维的史学博士论文.

结语

“差异化”思维是西方音乐史学教学中非常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无论是语言学、历史学、音乐学等西方各个人文学科越来越凸显的“后现代主义”趋势,还是在神经科学所产生的对人脑的新研究,都说明西方对差异化“个体”的日益重视.然而,我们在接受“后现代主义”之所长时,也要警惕其所短,就是对于宏观、共识、连续性的忽视.如果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仅仅夸大“差异化”的一面,将会陷入另一个困境,即对学科传统、宏大理论根基意识的忽视.面对国际国内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如果没有学科传统与宏大理论作为基础,学生将会十分迷茫,不知所措.学生既要重视对宏大理论的学习与吸收,也要重视将宏大理论融入自己具体研究对象时的针对性,产生真正合适每一个具体研究的“差异化”理论.因而,本文所强调的是,在我国的西方音乐史专业教学中,应该平衡基础知识与多元思考、共识与差异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汲取相对均衡的学科内外的营养,良性成长.在导师的引导下,既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与理论根基,也能形成“差异化”的研究兴趣、“差异化”的理论思维,最终走上“差异化”的研究道路,这样才能真正使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走上丰富、多元的研究道路,形成史料、译介、音乐分析、理论研究等各种方法的多元融合以及多样化的发展道路.

根据当下神经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人脑与躯体是频繁互动的,人的意识中包含有躯体信息,两者是包含关系,而非像传统认知里所认为的是“脑力”和“体力”两个独立方面的合作关系.因而,对“差异化”思维的培养应该从本科-硕士-博士的整体教学阶段来统筹思考,每个阶段应该在兼顾整体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培养重心,这样才能使学生的“觉知我”加厚加强.

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业已意识到,并强烈呼吁学术研究中应该重视“创新度”.然而,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呼吁层面.影响“创新度”的原因纷繁复杂,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原因,理性寻找问题之所在,对症下药.本文仅仅选取诸多相关问题之一点,尝试运用跨学科视野进行了初步思考.我国西方音乐史与史学编撰的发展,与我国的专业教学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不断审视西方音乐史学专业教学各个环节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与思考,给出可行性建议.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越来越多优秀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者,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李婷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2]方明生《图解“躯体标记假说”——松冈正刚对达马西奥(TheFeelingofWhatHappens)的解读》,《教育生物学杂志》2014年第4期.

[3]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4][美]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彭刚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5]于沛《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认识理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6][美]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朱丹丹、汤亚汀译,汤亚汀校订,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

{1}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2}[美]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彭刚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3}{4}于沛《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认识理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第6页.

{5}方明生《图解“躯体标记假说”——松冈正刚对达马西奥(TheFeelingofWhatHappens)的解读》,《教育生物学杂志》2014年第4期,第239页.

{6}[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当自我来敲门:构建意识大脑》,李婷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7}CurtSachs,“AnEditorial”,JournaloftheAmericanMusicologicalSociety2.1949.pp.5-6.转引自[美]约瑟夫·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朱丹丹、汤亚汀译,汤亚汀校订,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11页.

潘澜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晓倩)

此文评论:该文是适合西方音乐史和后现代主义和差异化意识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西方音乐史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西方音乐史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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