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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东东
杜涯的还乡并非只是一个诗意意象或诗学倾向,而且还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这就如陶渊明的归隐一样,不仅仅是一种诗意上的虚构,而是有个人的亲证和历史的见证,陶渊明有时需要投入辛苦的体力劳动当中,而杜涯在漂泊了这些年之后—包括在北京的漂泊—终于返回河南并安然于一个人的返乡的命运.命运本身也包含着危机和转机,但最终呈现为一种善,因而返乡其实还意味着对于恶的抵制：故乡,在这个意义上呈现为一种心灵的乌托邦,因为存在于个体的心灵而非国家或社会领域,因而这个乌托邦是真实的；就好像一个人的童年一样真实.
海子说,他痛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然而他并未多加解释,依我的理解,这种“文人气”可能是“感伤气”或“官僚气”,二者都妨碍悲剧主体进入生命的真实.海子所要求的正是诗人的悲剧主体.现代读书人总认为,海德格尔的还乡和陶渊明的归隐相去甚远—他们幼稚地、想当然地认为,海子既然喜欢荷尔德林,就不应该喜欢陶渊明—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并未有我们想象得那样遥远.陶渊明难道就没有呈现一种生命的真实？当然,我并非要将杜涯比附为陶渊明,我甚至也无意用还乡的诗学来涵盖杜涯.还乡只是一个开始,或者说,是一个进入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的开始,但不经由还乡,当代诗学中的精神主题的确很难开启,因为精神只能以精神来讨论,要么只能通过其它事物迂回曲折地接近.
然而,还乡的主题并没有那么轻松容易,除了要超越通常的感伤,它还需要入世的经验,而不仅仅是流浪.而对于杜涯来说,还乡的主题之能成立,还在于她从中体验到了（宇宙）自然和*的原则,也就是天命抑或天命的丧失,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凋敝和衰败的大背景下,因而其意义格外重大.在杜涯赠答诗人周伟驰的《悲伤》一诗中,可以看到杜涯的自省：“为什么在我的诗中有太多的悲伤？/这个问题我也曾思量”,她如是分析：
我发现我的心上有个空洞
那缺失的一块,啊,它留在了我来时的故乡杜涯接着发出了返乡的誓愿：“现在,我这就向故乡出发/去修复我的心洞,我的永痛”,这首诗的意象也许并不夺人,但却以音乐性取胜,仿佛那是精神的音乐性：当诗人吟咏悲伤时,这悲伤也发生了质变,而呈现为一种精神启示.问题的关键是,诗歌揭示了现代人还乡的命运,还乡本身即意味着想要去抵御或治疗现代人的浪漫主义病症,或曰“心洞”.“而当我回到我的故乡,当我回到我的故乡/—我就会忘记此世此在,不再回首,不再悲伤……”杜涯这首诗的结尾貌似普通,实则含有一种可贵的哲理.在这首诗中也包含着杜涯对感伤的抵制和扭转,如何从感伤中回到一种诗人感受的明朗,感受的灵活性、积极和主动,一种开放的民胞物与的感情,甚至一种对宇宙作为人类家园的广阔而又亲密的体认,否则一个人会永远深陷于失根的感伤情绪.这也就是还乡的难度：它并非只是在大陆表面的水平运动,而还是一种精神的垂直运动.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何在还乡途中,杜涯的目光总是朝向那些高处的事物,她一遍遍地去书写：树丛、蝉、朝霞、白杨树、天空、星、星空……仿佛只是为了表明还乡并非是向下,或向着世俗、腐殖层和死亡,而是向上,向着信仰、幸福和希望.正是由于这个向上的视角,杜涯可以让她置身的平原景色—哪怕是再普通不过的树丛—再次焕发出生机,她甚至发展出一种移步换景的散步主题,也可以说是一种漫步的艺术,但是这种漫步却犹如天梯将她接引到神秘的光辉中：
我仍会睡眠,劳作,走动,然后望向树丛
我承认：一年一年,我认出了神的面容
在树丛之上,我认出了宇宙那深邃之处的光
——《树丛》
这种神秘的启示与对生活的憬悟结合在一起,如影随形：“我知道树林中有着长久的宁静,温暖也充满、弥漫,/但生活在我身后也同样严肃,它警告：转向我的宽广.”（《雨中树林》）然而,最为奇异的是这样两行诗：“下午我去散步,沿着云朵的边缘/我知道农妇们在屋顶上晾晒食粮”（《第二年》）,“沿着云朵的边缘”充分暴露了杜涯向上倾斜的目光.在更多的时候,她更将星空认作了故乡,抑或说,星空成为了故乡的隐喻.《发现》中黄昏升起的一颗白星使我相信了“源头,温暖,故乡”从未丧失,“就在那里保存,贮藏”,而《星夜曲》却指认群星“带走了我们的不朽之乡”,于是我只好瞩目于一颗保留希望的星星.《星夜曲》和《发现》恰好构成了对称.这样的诗行比比皆是：
只有宇宙的光亮还不曾消逝
在日落的地方,它横亘千里
闪耀：那故乡的影像
——《黄昏》
眼前的黄昏以及过去的
每一个消逝了的黄昏
都是安慰,存在：星星和故乡
现在,我将无言地回到我的苍茫
——《夕歌》
一年一年,落日是无法治愈的乡愁
——《落日》
可以说,星空—故乡的隐喻结构,也构成了杜涯最为基本的认知图景.然而,在星空与故乡之间也有着张力,简单地说,返乡意味着一种*感应和召唤,一种对教化的执著,对完美道德世界的回归,而对星空的仰望则使杜涯进一步接近一种宗教精神—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如果说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但却到底还是有一种宗教精神——在杜涯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精神的涌现：
而多少次,我走在故乡的旷野上
天空高悬,仿佛青盖
我望向它,它也向我低垂
忧 怅中,我仿佛看到了那至爱者,他慈悲眷怜
的目光
——《八月之光》
而在遥远的高山之巅
静和的风又在缓缓流散
在那广阔无声的湛蓝里
至爱者在将纯粹和光明创造
他已获得无上的光荣的居住
像一个家乡,他独坐在广阔里
在曾经过往的春天和秋天
我这孤单的声音曾向他倾诉
——《忧歌》
此时至爱者还没有名字.至爱者的目光来自头顶的星空,它低垂着,正好看到大地上的家乡,至爱者低垂的目光和诗人仰望的目光交汇之处,正好是启示、圆满和至福产生的地方：就如我心中的道德律一般属于先验领域.在《第二年》中,杜涯终于吐露了至爱者的名字,人格神终于在杜涯的诗中迸现：
星期天,她们聚集在礼拜堂里祈祷：
主啊,请给我一个安宁的晚年.
屋外,成批的树叶正悄然枯黄
每个下午它们筛落：在屋顶和远处的路上
——《第二年》
她们即是那些在屋顶上晾晒食粮的农妇.而杜涯终于唤出了她的名字,然而,这毕竟是个极端的例子.在这首诗后面,杜涯有一个注解：“我因轻度心肌缺血,而在故乡休养了两年时间.”我们也许可以猜想,在杜涯这些诗的背后发生了一场精神变异,或者一场精神的奇异体验,而令我们真正惊讶的是,这个精神事件同时发生于广阔但是衰败的中国乡村,后者浸透了苦难和不祥的滋味；但正因为如此,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杜涯的轻声呼唤理解为一种颂祷,一种化不祥为吉祥的努力：我们所谈论的这一切当然早已超越个人层面.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猜想,对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无意或大规模的接触（就如在中国农村一样）,也可以接引中国人并烛照中国人心灵中的宗教精神.而这一宗教精神,就如屈原的天问一样,构成了中国诗歌的超越视镜,至少是其精神光谱中最外缘的部分.
在《远方之光》中杜涯也不断发出天问：
群星也告别了大地,远离了人类.这太久远群星带走了我们的不朽之乡.我们终得凋谢空阔寂寥的天穹.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一切又是如何快速地向着浩瀚星空坠落！
——《远方之光》
而最终,通过其星际迷航般的还乡书写,杜涯达成了一种古典性的抒情：
现在,且让我在星空下暂做耽留、优游、怅望然后再次转向那天边的星光,我知道：除了我在星 空下的漫漫的赶路,没有什么能使我到达那彼在永恒
——《致星空》
这种古典性的抒情具有一种刚健的精神,因为它包含了一种（宇宙）自然与*意识,就如《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必须明白,古典性,或曰古典诗歌的品质,发生于一个农业文明的自然时间观里.因而这种精神的刚健同时意味着一种时间的康健,后者存在于自然世界、时间和季节的循环里,而现代诗人则难以满足于此.凭借着这种时间的康健,杜涯还是隐约写出了中国农村的生机,这尤其让杜涯和那种颓废的“遗老型”的风格区分了开来,即使我们怀疑来自时间的救赎能够排出全部现代性的毒素.纵然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人的心灵具有一种奇妙的平衡能力,中国人的诗歌也是如此.圣徒一般,杜涯的诗篇里浸透了悲悯,但同时发出颂祷.即使她从未写到过雾霾,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她明白故乡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忍受.
乡亲啊—
当你们被世俗的鞭子无辜抽打
我和你们站在一起
——《漫步》
大地丰腴、平坦、延展
—风的家乡,永恒的时间
而这里有着一切：劳动,诗篇
生活的壮丽,芬芳,与昂扬
——《譬如》
而杜涯必须一再写到风.风：时间的康健.于是在杜涯的诗歌中绝不止有悲伤,还有精神的刚健与昂扬.与其说杜涯需要的是乡村,不如说她需要风：题材本身不再重要,关键是精神的飞翔.《落日》《八月之光》《致星空》《远方之光》是杜涯这个阶段诗歌的巅峰之作,它们利用了农村和自然环境,但它们并非如它们的反面“城市诗歌”一般属于一个诗歌类型,而更多属于一种稀缺的精神向度,正如星空—故乡隐喻结构中的认识论图景：这也许是杜涯诗歌在当代诗歌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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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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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歌作伴可还乡 1家住滇黔交界地上,从不甘于它的落后与边缘,命中注定这辈子要像故乡的植物一样,为了触摸到阳光,惟有在贫瘠的大地上破土生长 诗歌是我身上的最后一片绿叶,如果它被秋天没收,我将成为一截枯木 2冷风吹响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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