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世纪以来唐代墓志的*和刊布*，本文是有关新世纪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与墓志和刊布和新世纪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吴炯炯
（1.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20）
摘 要：新世纪以来新出土的唐代墓志数量巨大,已经成为唐史研究中重要的新资料,也是当今唐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作为一类出土文物,许多大型的公私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将墓志作为一类重要藏品.当今刊布唐代墓志的方式主要有：释文类、图版类、图文对照类、研究考释类、目录索引类等等.
关键词：墓志；唐代；图版；释文；*；刊布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Ａ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43
中国古代志墓之葬俗由来已久,墓志［1］（图三、十四）发展到隋唐时期,踵事增华,动辄千言,载志主姓氏沠源、家世乡贯、婚姻族属、身份地位、经历生平及宗教信仰等,颇类正史之“列传”.虽因体例所限,志文内容叙述较史书之“列传”更为简略,两者之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且难免有浮夸虚赞、褒扬谀美的成份,但一般说来,关于姓氏、生平、官阶、年寿、卒葬、子孙等方面的内容大都真实可靠,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唐人墓志的大量出土集中在20世纪与21世纪,20世纪及以前所出土唐代墓志,主要的原石*单位当推河南洛阳新安千唐志斋、西安碑林博物馆（图五）、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保护机构,私人*较少.作为新出土的石刻文物,其惟一性的属性决定了大部分公私*均以墓志拓片（图六、七、十）为主,而墓志原石（图十三、十五）*则是可遇而不可求,主要的墓志*地大都集中在出土较为集中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尤其以唐代两京地区（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为主.此时期唐代墓志的刊布主要有图文对照的《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开启当代集中刊布唐代墓志的先声.仅刊布录文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图一）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共收各类唐代墓志5240方,极便学者利用,成为当时唐代文史研究中重要的新材料.仅刊布拓片图版的则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全101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同书总编辑委员会编,8卷30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二书堪称集大成之作.此外,融图版、录文、考释于一体的当推《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毛汉光撰,全18册,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1994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因为基建、考古、盗墓等因素,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为数甚众,作为不断涌现的中古史研究“新资料”,唐志材料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受到学界的重视,不论是公私博物馆,还是个人,均有不少致力于唐代墓志的*和刊布.关于唐代墓志的*,除了由正规考古发掘而得,并由考古单位*的原石之外,还有一部分公私博物馆是通过征集、购买、调拨等途径*唐志原石,大部分的个人限于财力及观念,主要以墓志拓片的*为主.今天看来,进入新世纪以来,不论是学界还是*界对唐代墓志的关注度不断升温,就其刊布的形式而言,大体延续上世纪的几种方式,主要可分为释文类、图版类、图文对照类、编目索引类、零星考释类等等.
1 释文类
此类以汇集墓志录文为目的,将一定数量的墓志录文汇集成编,极便学者在研究中阅读及使用,以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7辑（2000年）、第8辑（2005年）、千唐志斋新藏专辑（2006年）、第9辑（2007年,主要收录的唐代石刻资料以山东桓台县拿物馆藏唐代墓志数十方为主）［2］.还包括《全唐文补编》（陈尚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①亦收录了一些唐人墓志.此类图书已经将墓志迻录成文,故而省却了学者在研究中自己迻录的“工序”,但是其缺点亦显而易见,主要有两点：其一,因为没有附刊拓片或原石图版可资对读,录文的质量也只能依赖释读者的水平,假如释读有误,研究者往往只能因错就错,给研究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其二,如《全唐文补遗》诸卷,大多没有交待志石原藏地,或者拓片来源,除了无法对录文进行复核,又限于编撰体例,无法如实的反映墓志的原生形态,也可能因此丧失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志上的花纹（图四）、志文的行款、文内的平阙式、志与盖的撰书者题名等等.
2 图版类
顾名思义,即只刊布拓片图版,无文字释读,现在*界有不少专以石刻拓片为主的*者,在刊布私人*时,以此种形式为多.其优点是大致保存了墓志拓片的原貌,其缺点是学者在研究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释读和校正文字,限于书本的篇幅,有些大幅的墓志只能缩印,亦会给释读带来一定困难.其中洛阳赵君平、赵文成二先生集中刊布新出墓志的《邙洛碑志三百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图八）“四部曲”最为重要.此外,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3］（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所收录的拓片均为齐运通先生的个人*,大都字口清晰、墨光灿然,加之编者常年在文博系统工作,对石刻、拓片有独到的研究,书末附录了墓志边饰,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3 图文对照类
此类集图版与释文为一体,堪称墓志资料整理的最佳模式,更为符合当代的学术规范.当代较为大宗的唐代墓志刊布时大多采用此种形式.如《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延续《洛阳新获墓志》（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李献奇、郭引强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编纂体例,刊布考古发掘所获的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各地方文物机构编辑《新中国出土墓志》系列丛书②,分省刊布1949年解放后出土的全部墓志材料,唐代墓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有《陕西〔壹〕》（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00年）、《河南〔贰〕》（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2年）、《重庆》（中国文物研究所、重庆市博物馆编,2002年）、《陕西〔贰〕》（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03年）、《北京〔壹〕》（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馆编,2003年）、《河北〔壹〕》（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2004年）、《江苏〔壹〕·常熟》（中国文研究所、常熟博物馆编,2006年）、《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中国文物研究所、千唐志斋博物馆编,2008年）、《上海、天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天津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2009年）《江苏〔贰〕·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编,2014年）、《陕西〔叁〕》（故宫博物馆院、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2015年）.《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赵力光主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则刊布了西安碑林博物馆1980年至2006年间新入藏的历代墓志,以唐代墓志为主.《长安新出墓志》（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一书收录了西安市长安区经考古发掘等途径所藏新出土北魏至清墓志,唐代墓志仍是主体.历代墓志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众多*品中的大宗,至今的*已经超过千种（图二、十一）,大唐西市博物馆理事会选择其中的五百方,由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主持整理出版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因为本书的录文出于大量优秀的唐代文史研究者之手,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是当代墓志整理的代表作.《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毛阳光、余扶危编,2013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2000年以来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300余方,每方都有释文和标点,著录其尺寸、书体、行款等信息,配以拓片图版.《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5］（赵力光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刊布了《汇编》出版之后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的历代墓志.《西安新获墓志集萃》（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是全国一部由文物稽查队追缴墓志汇编而成的石刻文献图书.《珍稀墓志百品》（胡戟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则是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在自己*的墓志拓片中精选了100种,有不少是第一次刊布.正如胡戟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结集出版是因为这些墓志流散之后,原石已经不知所踪,作为拓片的*者,有义务让学界及时了解这些流散中的墓志资料.
4 编目索引类
及时且系统地掌握新出唐代墓志相关信息,从而有效的依托新出唐代墓志资料展开研究工作,一直是唐史学界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学界急需有关新出唐代墓志数据的编目索引类成果.在这方面,由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主持编纂,汲古书院出版的《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6］（1997年）初版以来,已经成为唐代文史学界检索唐代墓志最为常用、最为便利的工具书,对于活跃唐代石刻墓志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随着墓志的不断刊布,继续追踪新见唐代墓志资料的刊布与整理,两度增订再版：《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2004年）,《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増订版）》［7］（2009年）,据最新修订版前言,其收录范围为2008年年底之前公开发表的唐代墓志,总共收录唐代墓志、志盖8737方,其中志盖369方,较2004年版《新版目录》新增1909方,其中志盖1方.高橋継男教授持续关注中国石刻相关图书,已由汲古书院出版了《中国石刻関係図書目録（1949-2007）》（2009年）［8-9］、《中国石刻関係図書目録（2008-2012前半）稿》（2013年）两书对于从事中国碑志石刻研究的学者把握学界前沿亦有功用.而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编《唐五代文作者索引》（陈尚君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一书,“是至今为止编录唐五代文章最基本的几个系列图书的作者索引”,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出自唐人墓志,故为检索唐人墓志大有裨益.《〈全唐文补遗〉总目索引》（吴敏霞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是对《全唐文补遗》前九辑的内容编制了索引,按照所收录的墓志,提供了全套书的总目录,极便学者使用.中国学者陈尚君［10］、王素［11］、仇鹿鸣［12］等有专文对近年来墓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进行总结.
5 研究考释类
除了上述石刻专书中所刊布的大宗新出唐代墓志外,还有不少在研究著作、专题论文集、各类学术期刊中刊布的唐代墓志,其中有关新见唐代墓志的专集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杏园唐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刊布了洛阳偃师杏园唐墓出土墓志46方,并对墓志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考释.第二种,杨作龙等主编《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3］,全书共分三编：一、墓志研究与考释,收录洛阳地区出土墓志的整理和研究,共收录论文15篇；二、新出土部分墓志叙录,对32方墓志进行了整理；三、新出土墓志目录,其中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唐志140方.第三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多篇专题文章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共同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成果,内容涉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均为初次刊布,学术价值重大.第四种,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4辑“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收录各类墓志考证文章约20篇.以新见单方唐志的刊布与研究为目的,在《文物》《考古与文物》（图九、十二）《唐研究》《碑林集刊》《唐史论丛》《出土文献研究》《书法丛刊》《中国书法》《文博》《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乾陵文化研究》等杂志刊布数量日益增多、速度日益加快,尤其值得唐志及唐史研究者关注.
除了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外,因地域不同,材料所限,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有中古时期的大量砖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侯灿、吴美琳著,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共同刊布了新、旧吐鲁番出土唐时砖志,为数亦不少.
荣新江先生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一书中,列有专讲谈石刻史料,从传统的石刻文献、新出土的石刻史料、石刻数据目录等方面总结了石刻史料—“现在史学研究所不可不予理会的文献材料”［14］的收集和利用问题,指导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如何有效的利用石刻史料,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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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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